国内外的媒体和许多学者把目光过分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热热闹闹的表象（各种热点如政治事件、爆炸、纷争、战乱等）上，以吸引眼球，这些表象充塞着人们的耳目，遮蔽着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忽略了隐藏在这些表象后面的深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当代伊斯兰文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在包括全盘西化论和复古主义等各种价值取向和“主义”相互交锋，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还存在着一种没有响亮的口号，平和、低调、宛如润物细雨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中道主义”。

  如果撇开一些个别的历史事件，如果不去纠缠一些历史人物活动的琐碎细节，如果从战略上、宏观上、整体上、深层上去把握去审视的的话，不难发现，从近代到现代到当代，在伊斯兰世界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在对待伊斯兰文明及其与其他文明关系的态度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主张或三种价值取向：全盘西化论、复古主义和中道主义。

  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危机，走向强盛，必须向向西方看齐，走全盘西化之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价值观的转变。

  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最典型代表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类似于我国的洋务派，他选派埃及的优秀青年到欧洲学习军事、化工、工程、数学、地理等知识，并创办造船厂、兵工厂和新型军事院校，请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教官授课，并训练军队，试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然而，埃及军队在与欧洲列强的战斗中仍然屡屡失败，这又促使穆罕默德阿里从制度层面入手向西方学习。他按欧洲国家的模式对埃及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首先将政权与教权分开，削弱“乌勒玛”（宗教学者）阶层的权利和影响。然后，设立军事、财政、贸易、外交、内务等部门。

  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还按照欧洲方式进行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改革。法制改革旨在削弱伊斯兰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欧洲世俗法律取而代之。然而，这些西化的改革措施终究还是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凯末尔革命在西化方面做得更彻底。首先实行政教分离，实行世俗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富国强兵方面，与人们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这又促使人们做新的探索。

  20世纪初以来，又有一些人主张，要想富国强兵，不但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制度，而且要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人权、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等等。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伊朗前国王礼萨汗（1925-1941年在位）及其儿子巴列维（1945-1979年在位）。然而，事与愿违，全盘西化论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而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了自我的丧失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复古派则认为，伊斯兰世界的落伍，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放弃了经典的精神和道德准则。便提出“回到《古兰经》”，学习“前三辈”的主张。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开启了复古主义的先河。该运动的创始人阿卜杜勒·瓦哈比决心纠正离经叛道的现象，返璞归真，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正信仰。20世纪以来，复古主义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他们在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教旨的同时，主张可以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促进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他们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则大加批判。

  事实上，上述西化论和复古主义代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某种文明观，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这种思维方式和文明观，在几乎所有近现代东方国家都有所表现。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不难发现，西化论者和复古主义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貌似对立，一个崇洋，一个尚古；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一个食古不化，一个食洋不化，前者是对一个时代的迷恋，后者是对一个区域的迷信，说到底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方式的产物。殊不知，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明纵向的发展、积累、成熟的过程，这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果，每一代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特殊的一份贡献；二是文明间横向的交流、沟通和互鉴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文明间彼此分享对方的优秀成果的过程。全盘西化论者以一时一地的军事胜负和经济、科技实力来评判文明之优劣，总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比来比去，得出“万事不如人”的结论，于是，无视文明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把自己的文明统统扔掉，把西方文明全部拿来，以为这样便可稳操胜券；哪知西方文明有长处，也有短处，但全盘西化论者在强烈的救亡图存激情的支配下，看不到西方文明的短处，全部拿来和移植的结果是，其长处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文化氛围以及“土壤”、“气候”的不同和“拿来者”的运作不当而水土不服，其短处由于缺乏应有的补救措施而暴露无遗，到头来，几十年、近百年过去了，那些实行全盘西化的国家并没有出现他们所许诺的人民所期望的富国强兵、繁荣昌盛的局面，实则进入了后殖民时代，继续遭受着西方大国的军事控制、政治代理、经济管制和文化渗透，使国家内忧外患不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可以说模仿西方成了东施效颦——模仿失败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

  而复古主义者，把对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掠夺行为的仇恨不自觉地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偏见，把西方文明看成漆黑一团，无视其长处和优势，而一味地强调文明的延续性和继承性，美化纯化伊斯兰文明的早期历史，以为只要回归经典，恢复纯正的伊斯兰精神和严格的伊斯兰法，问题就会因刃而解，光明就会随之而来，忽视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忽视了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人的多重性。同样，实行复古主义的国家自然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有的政权甚至昙花一现。

  在包括全盘西化论和复古主义等各种价值取向和“主义”相互交锋，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还存在着一种没有响亮的口号、没有引人注目的组织、没有轰轰烈烈的活动，平和、低调、自然而然、宛如润物细雨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中道主义”。

二

  “中道主义”的思想可谓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兰经》和《圣训》，本质上属于伊斯兰文明的内核之一；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则是伴随着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而起的，只是其冷静、平和的基调不象全盘西化论和复古主义那样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事实上，“中道主义”的思想基础更扎实，它既强调文明的传承，又主张文明的发展和提升，它既植根于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深处，又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因而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代表着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方向。

  阿富汗尼可以说是“中道主义”价值取向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真总结了伊斯兰文明在近代衰落的原因——因循守旧，食古不化，开拓创新精神萎缩，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之风蔓延；各地区、各民族，各自为政，为殖民主义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西方的奴役，走繁荣昌盛之路，对外，要超越民族、地区的界限，共同聚集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对内，要重新开启“伊智提哈德”（法律创制）之门，根据伊斯兰的基本原理，从“乌玛”（穆斯林民族或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出发，重新解释经典的某些内容，发展和丰富伊斯兰文明的内涵，在批判西方文明的片面性、破坏性和扩张性的同时，也要学习、吸收其合理的成分，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管理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为此，应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穆斯林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乌玛”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实力。穆罕默德·阿布都（1849-1905年）继承阿富汗尼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他提倡理性，反对盲从。他既反对僵化的复古主义，也不赞成盲目地全盘西化论。他认为，复古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二者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实质都一样，都是盲目派和模仿派，一个盲从传统，一个盲从西方，一个仿古，一个仿欧，二者的主张都对伊斯兰文明的发展不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时代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环顾全球，一时似乎找不到对手，但很快新的“对手”就被锁定——先是“文明冲突论”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继而“伊斯兰威胁论”“伊斯兰恐怖论”甚嚣尘上，然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处于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具有影响世界经济的丰富油气资源的伊斯兰世界首当其冲，在文明冲突论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强烈刺激下，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又被激活，民众的反美情绪越来越强烈，人们似乎又看到了昔日殖民主义的影子，最后把对西方某些国家霸权主义政策的不满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深深的偏见。西方某些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与伊斯兰世界某些派别所表现出的极端主义，互相刺激，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感到忧心忡忡，并积极探索，寻求出路，他们既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也不赞成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在他们看来，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都是极端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于是，一种源于伊斯兰基本精神，并带有时代特色的积极进取的稳健的“中道主义”应运而生。

  中道主义者以各种形式（著书立说、发表讲话等）利用各种场合表达其观点和主张。同时，各种社团通过不同的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意见。2002年1月在麦加召开世界伊斯兰联盟下属的伊斯兰教法委员会会议，重申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特别强调了伊斯兰教的中正原则；2002年8月，约旦皇家伊斯兰研究院召开以“新世纪伊斯兰的未来”为主题的12届年会，来自伊斯兰世界和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专家和思想家出席了会议，各国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就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探讨了走出困境、谋求健康发展的途径，“中道主义”再次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中亚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近年来也举办了类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国也派相关学者和官员参加了会议。

三

  对“中道主义”不能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它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更不是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也不是一个宗教教派或学术流派，更不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又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明观，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文化自觉，它涉及宗教、哲学、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其基本思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中正和谐观，反对各种极端思想和行为。建立在宇宙统一性基础上的中正和谐观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伊斯兰文明的宗教观、哲学观、艺术观、审美观等等各个领域。其经典的主要依据是《古兰经》的一节经文：“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2：143）。经文中的“中正”一词就是阿拉伯语“瓦索托”的汉译，具有“不偏不倚”之意。据此，“中道主义”者强调，凡事都要坚守中正、均衡原则，反对极端，反对偏激。如对信仰与理性，主张相互调和；对物质与精神，提倡和谐统一；对经济与文化，提倡均衡发展；对出世与入世，主张出入兼顾，既要超越个人的眼前得失和世俗功利，又要积极进取，造福社会；对权利与义务，既号召履行义务，又确保应得之权利；对传统与现代，既继承传统，又要与世俱进，继往开来；对本土文明与域外文明，既尊重本土文明，又借鉴域外文明；对人文与科技，既强调发展科技，有提倡人文精神；对法治与德治，提倡软硬兼施，标本兼治；对公民与教民，强调一个合格的教民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公民。凡此种种，强调中正、均衡，统筹兼顾，反对非此即彼，各执一端。

  第二，主张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取长补短。“中道主义”者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共存于一个地球，需要互相了解、互相理解。为说服穆斯林大众，他们常常引经据典说明其观点的可靠性，最爱用的一节《古兰经》经文是：“世人啊！我的确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并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49：13）。据此，“中道主义”者呼吁，应该学会尊重异己，以增强文明的兼容性和包容性。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理应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这是人类共同发展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基础。

  第三，坚持和平、仁爱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道主义”者认为，和平与仁爱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伊斯兰”这个名称本身的含义就是“和平”，与“仇恨”、“恐怖”相对。经训处处强调和平，如《古兰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们以恶言伤害他们时，他们说：‘和平！’”（25：63）。当年，有人问穆罕默德“穆斯林”是些什么人时，他简洁明了地回答：“穆斯林是指他人能从其手和口得到安宁的人”。即真正的穆斯林从不用自己的言行伤害别人。全人类同源同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与共。“中道主义”者根据伊斯兰教的这些基本理念，从穆斯林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认为，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从事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是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任何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信仰自由和名誉尊严的行为，无论其实施者是个人、组织、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是恐怖主义行为，均应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中道主义”者认为，伊斯兰世界滋生恐怖主义有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要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标本兼治，必须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这些根源如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尊重，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长期侵占；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偏袒和纵容；美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尤其以“反恐”和“民主”、“自由”为名，占领或控制部分穆斯林国家；有些穆斯林国家政府的腐败和专制、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等，都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由上可知，“中道主义”者能够走出传统的惯常的轻车熟路式的寻章摘句和经典注疏模式，而艰苦探索，独辟蹊径，其协调传统与现代、理性与信仰、继承与创新、本土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努力，无疑具有寻求自身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勇气和胆识，他们着力挖掘伊斯兰文明固有的因潜匿于经典的字里行间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处而被人忽略的内在的生命力和活力，并赋予其时代的内容和形式，极力化解矛盾 ，积极应对挑战，增强伊斯兰文明自我解困、自我调试、自我更新的能力，代表了伊斯兰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值得认真研究。

作者简介

  马明良，西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和鉴定专家。代表作有：《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伊斯兰文化新论》《简明伊斯兰史》《伊斯兰生态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主权观之比较》《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两个层面》《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前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人生价值观之比较》《融入主流，保持本色—中国穆斯林的发展道路》《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中东战略评析》《巴以冲突症结分析》等。有些著作被相关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参考书目。

来源：中国伊协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