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始于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活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回族学者用儒家学说对伊斯兰教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不同文化相融的形式，达成了互通的共识，中国穆斯林在精神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离的状况得以缓解，从而促进了回族与中国社会的相互了解和和谐相处。在宗教文化领域，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

　　到了民国时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研究，呈现自身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在宗教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发展，赋予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新的时代特点。要发扬伊斯兰文化以充实中国文化，运用信仰与力量，启发回族的知识，以充实国家民族的力量。国家命运要高于民族宗教命运，必须加强回汉团结，不必争论宗教上之是非，要振兴回族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必须唤醒国民意识和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成为当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沉寂多年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随着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开始复苏。从1980年开始，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分别在银川（1980）、兰州（1981）、西宁（1982）、西安（1983）、乌鲁木齐（1986）举行。这五次会议有十多个民族成分的近600人次参加，提交会议的论文资料等达400多篇本，从五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大都有所涉及。如银川会议讨论了18世纪以来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兰州会议讨论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相互影响问题；西宁会议讨论了关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如何为“四化”和现实服务的问题、关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及其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西安会议讨论了关于伊斯兰教与十个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及其特点的问题；乌鲁木齐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

　　 从1983年开始的回族简史（后改为回族学研讨会）座谈会，至今已举办29届。每次研讨会都有关于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伊斯兰教在我国各地的传播及其特点和规律、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中国清真寺建筑研究，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等方面，实际上也是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诸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1987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三个民族的6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是否存在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认识，对中国化问题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认为有中国化问题，二是有些学者反对中国化的提法，认为伊斯兰教是统一的，无所谓中国化的问题。与当时争论相关的问题还有是否承认存在中国伊斯兰教，既在中国伊斯兰教的表述形式上也有两种主张，一是应理解为中国伊斯兰教，二是应理解为中国的伊斯兰教。但是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具有本土化的倾向，这是大家达成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成为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重点。国内对此问题举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同时有众多的学术成果问世。多数观点认为，伊斯兰教适应社会发展，表现在对每个穆斯林所要求的正确对待今世和后世的“两世”观中，这是伊斯兰教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伊斯兰教义中所主张和提倡的，客观上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并有利于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部分教义要求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其有利于社会的积极因素的一面。在我国，伊斯兰教传入以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伊斯兰思想文化，中国各族穆斯林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和反映了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穆斯林拥护新社会，拥护新中国为人民造福的各项政策。探讨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身就是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的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由此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伊斯兰教界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率先大力推动这项工作。2016年7月，由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和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伊斯兰教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重点研讨了明末清初“以儒诠经”活动中，金陵学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同年8月，由宁夏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宁夏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协会主办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坛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伊斯兰教中国化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涵盖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伊斯兰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当代内涵等诸多方面。

　　2017年7月，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江苏句容召开。会议研讨了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本土化特点、汉语系中国伊斯兰教义学、我国内地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史经验等诸多方面。同年9月，由贵州省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贵州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贵州兴仁举行。会议研讨了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贵州的实践、文化交融与伊斯兰教中国化、从生活层面及精神底蕴层面看贵州伊斯兰教中国化、贵州伊斯兰教界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问题。同月，由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和无锡市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东部地区伊斯兰教中国化解经工作研讨会”在无锡举行。除参会的专家学者外，上海、江苏、浙江丶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省市伊斯兰教协会及教职人员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研讨的内容包括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解经工作与阿訇队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解经工作、适应是伊斯兰教传承与发展的前提等方面。同年10月，由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京津冀“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分为五个专题：文明互鉴--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互融互通--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一一带一路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传承发展--近现代伊斯兰文化发展之路；和平中道--传承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同月，由湖北省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研讨的内容有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湖北的路径与发展、传承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经典，促进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对弘扬传统孝道的积极意义、文化自信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等方面。同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以“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为专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讨。内容涉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个理论问题、以儒诠经与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1300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历程与文化自我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定位等方面。2018年6月，由中国回族学学会主办的“马联元与伊斯兰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玉溪举行。会议就近年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回顾与思考、马联元对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贡献、伊斯兰教中国化与云南回族文化的地域特色等进行了研讨。

　　我国伊斯兰教界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如此密集的举行伊斯兰教中国化研讨会，充分显示了我国伊斯兰教界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决心，开拓新时代伊斯兰教工作的迫切愿望。这些研讨会的最大特点是：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并从经学思想的角度，来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更接地气，更符合各族穆斯林的实际，使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从理论向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这在以往伊斯兰教研究中是未曾呈现的。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特别强调要发挥宗教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宗教界自觉推进宗教中国化，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坚持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还要把握中国化的正确方法，宗教的主体是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宗教的中国化必须依靠他们自觉自愿。因此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我国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积极参加，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讨，必将大大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界关注的重点。卓新平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回族研究，2016年第4期）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对话中国思想，汇通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优秀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宜久从1995年开始连续发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再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西北宗教论丛，第3辑）、“三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比较全面的论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形成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特点。其观点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1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实现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从而形成不同于境外伊斯兰教的中国伊斯兰教，完成了它的中国化过程。马启成在“简析中国伊斯兰的民族化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穆斯林，2000年第1期）一文认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一方面包含着对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有价值成果的吸收和改造，另一方面也吸收和融合了中国穆斯林诸民族的固有文化，应当肯定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是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丰富内涵、基本特点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比较全面陈述和深刻分析的一部重要著述。其主要观点是：中国伊斯兰文化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又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扎根生长，他与中国社会历史相关联，尤其与中国十个穆斯林民族的社会历史紧密联系，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占福从2013年开始，连续发表“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从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历史看宗教中国化”（中国民族报，2016年6月21日）、“正确认识我国伊斯兰教是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基础”（中国民族报，2017年3月28日）、“我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基础与实践”（中国回族学网一2018年9月24日）等多篇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有十个少数民族的信奉群体，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与中国社会和谐相处、相融共进的特点。无论是伊斯兰教初传中国的唐宋时期，还是元明两朝以后形成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乃至清代至民国时期，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时期，尽管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将其贯穿起来，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均能和谐相处，各个时期在中国的穆斯林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根据中国各穆斯林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培植并形成自己的本土特色，因此它也是中华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高占福、敏俊卿完成的中央统战部2016年科研项目《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研究》，从内地穆斯林社会的形成与现状、内地伊斯兰教本土化的经验、现阶段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几个问题的认识、内地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措施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现状。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在学术界得以全面的关注和不断推进。

　　从2015年5月举行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到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宗教中国化的理论，至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研究的成果来看，正如宗教中国化是一个不断行进的过程，而不是终止在某个时期一样，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多于现状问题的研究，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未来的路径、方法、实践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伊斯兰教界如何以“四进”清真寺为契机，更好的落实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体责任，使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到实处，还需伊斯兰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勤奋努力。

　　作者：高占福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