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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学深描——评余振贵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

来源:《中国穆斯林》   发布时间:2021-03-01 02:55:16   访问人次:169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经指出,宗教是历史钥匙。大凡做历史研究的,宗教史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是一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不容忽略的重要方面。对宗教历史研究的忽视,必然导致很难触及历史的深处,也很难有效发挥历史研究的“彰往知来,察古鉴今”的作用。而这正是我们评价一本宗教史著作的基本标准。纵观我国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一般是通史通志性的著作、宗教人物的著作较多,但专题研究的著作则不多见。作为一部专门探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政策的书,余振贵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一书显然是探索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一部经典之作。



  该书共十一章,系统论述了公元651年至1949年近1300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按照朝代顺序分章论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伊斯兰教政策。总体上看,该书的四大优点足以奠定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中的地位。

  首先,该书系统汇集了大量史料。从文献来源看,该书既有正史类书资料的发掘,如《旧唐书》《十国春秋》《新五代史》《宋会要》《元史》《元典章》《明实录》《清史稿》《清实录》《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也有对文人笔记中伊斯兰教史料的发掘,如《西湖游览志》《诸蕃志》《南村辍耕录》等。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发掘了大量非汉语著者的文献资料,如《多桑蒙古史》《阿拉伯通史》《马可波罗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突厥语大词典》等等。其他方面,该书还发掘了国内各地的碑刻资料。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史研究的不易。从史料的内容看,尽管该书主要论述历来伊斯兰教政策,但在史料发掘和运用上,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许多方面。展读该书,俨然是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料文献的索引。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呈现,深度展现了历史真实。如该书第41页称,“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王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毗伽阙卡迪尔汗的王朝统治者经常自称‘东方与中国的苏丹’‘东方与中国之王’‘桃花石汗’”,而“桃花石是穆斯林史料中的汉语音译,其意为中国”。作者还进一步引用《突厥语大词典》对桃花石的解释,即“桃花石汗是古国和大汗,桃花石是魔秦的名称,魔秦距契丹还有四个月的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部在东,叫桃花石,中部称契丹,下部名卜尔罕,就是喀什噶尔。”据此,该书认为,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乐意称为“桃花石汗”,就是对中国的认同。相对于当今少数民族自外于中国,以及主观上将西域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的历史观来看,这则史料显然颠覆了日常俗套的见解,是中原与西域历史关系一次深度描写。对这则史料的发掘使用,对内可以澄清国内民族史观的误会,对外可以捍卫我国对西部边疆地区主权的历史来源。

  其次,该书全面呈现了历代政权伊斯兰教政策的多样性。历代伊斯兰教政策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宗教政策的一个部分。而要全面展示历代伊斯兰教政策,既要考虑时间的差异,也要考虑空间的差异。这种时间和区域的差异,必然造成了宗教政策的差异性。尤其是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宋辽夏金时期,整个中华大地是多政权时期,每个政权主体的政策都存在各自的特点。而要对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内历史上的伊斯兰教政策予以概括和总结,其难度非常之大。虽如此,余振贵先生还是尝试以最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历代的伊斯兰教政策,如将唐朝的伊斯兰教政策概括为“恩惠抚和”,将五代的伊斯兰教政策概括为“护佑蛮裔商贾”,将宋朝的伊斯兰教政策概括为“怀柔羁縻”,将元朝的伊斯兰教政策概括为“恩威相济”,将明朝的伊斯兰教政策概括为“转相化导”,将清代的伊斯兰教政策概括为“齐其政而不易其俗”。这些概括尽管未必能囊括历代伊斯兰教政策的所有细节,但呈现了历代伊斯兰教政策的策略手段的多样性和历史变迁的脉络。显然,伊斯兰教政策形式的历史多样性,则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升降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意义上,对历代伊斯兰教政策的研究,也就是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条件和语境的分析和研究。同时,考虑到新疆地区伊斯兰化及其后续的重要影响,该书还重点描述了明清以来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伊斯兰教政策在空间上的多样性。不论是时间阶段的多样性,还是空间区域的多样性,均告诉我们,宗教史研究必须深入到具体的时间和区域中,才能真正发现历史真实,切不可一概而论,切不可以偏概全。

  第三,该书全面呈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语境的丰富性。除了历代伊斯兰教政策论述外,该书还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伊斯兰教传入和发展、回回民族的形成、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化、历代穆斯林的社会生活特点、内地清真寺掌教制度的发展、经堂教育的发展、回族伊斯兰教门宦教派制度、清代回民起义、新疆黑山派与白山派的矛盾、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回回国”、近代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等诸多议题。这些议题的设置既体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历史场景和语境的丰富性,也体现了其中国化形式的丰富性。如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争频繁,路上丝绸之路几乎断绝,海上贸易必然成为闽粤地区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在这种情形下,闽国和南汉都非常重视海外贸易。闽国封泉州刺史为“招宝侍郎”,南汉末主则直接娶波斯穆斯林妇女为妃。而元朝时期,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主推手则是察合台汗国的可汗秃黑鲁·帖木儿,在其统治的1346-1363年间,将伊斯兰教推广至新疆地区,使其成为维吾尔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前,日本就暗中策划在华北建立所谓的“回回国”,推行“大东亚回教圈”“日回亲善”等政策,这一阴谋遭到当时国共两党的严厉批判,将其斥为是分裂中华民族团结,削弱抗战力量的伎俩。从长时段历史看,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是中华文化深度浸润伊斯兰教的过程,而从特定历史时期看,伊斯兰教中国化则是一个个独立的受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主客观交互作用的历史语境和场景。如果要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极其切肤的感受,那就必须对其历史语境和场景进行深度描写和分析,这种语境和场景的丰富性,既展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展现了中国穆斯林爱国主义传统的主线。

  第四,该书尝试回应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工作必须直面的问题。历史研究必须要回答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余振贵先生在该书的结语中强调,追溯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的目的在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期望达到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结语中,他总结了8条心得,其中如伊斯兰教在我国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还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和中国历代主流思想体系有实现吻合的历史经验;中国穆斯林的爱国主义传统还未得到有效的阐发等等,均为真知灼见。余振贵先生最后点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民族观,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伊斯兰教事务,引导中国各族穆斯林群众翻身解放的主张,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这一系列的政策经验应当及时总结归纳,以便指导未来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治理。这些总结性的论述,深刻反映了余振贵先生的家国情怀,堪为当代穆斯林学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楷模!

  基于以上四个优点,我们将该书视为一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学深描”的经典。当然,正如宛耀宾先生所言,由于该书的研究资料时间跨度大,内容庞杂,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从体例设计、章节安排、史料收集和运用、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主要观点提炼等等诸多方面看,该书依然是一部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扛鼎之作。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不在于一般所言的完整性和精密性,更应该在其丰富性和深描性。言其丰富性,是指其充分展现历史事实的丰富性;言其深描性,是指其对历史场景和语境的细节深度描写和分析。而这两者的兼备,会给后学提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重读该书,新的启发有四点:

  一是鉴于该书的研究侧重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简言之,就是政治和宗教的关系。然而,对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度描写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深度的分析。如果要进行深度的分析,那就必须将这一对关系放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这就是说,阐释伊斯兰教和历代政权的关系,需要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来阐释。理解有关伊斯兰教的政策,也可以考虑从两种文明的接触、对话与会通来理解。

  二是鉴于伊斯兰教是我国10个民族的信仰,穆斯林遍布全国各地。而我国境内有南北差异、东西差异、也有民族差异等等,因此,讨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应只简单将其归结为一个模式和机制,而应该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分析具体落实到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尝试展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多样性,这种中国化的多样性,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历史经验不仅有助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事务的治理,对其它宗教治理也会有新的启发。

  三是鉴于伊斯兰教研究事关边疆治理,因此,边疆地区伊斯兰教历史中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传统,是当前亟需开发的研究领域。这种中国认同的史料,有可能存在地方政治的历史中,也可能存在于地方民俗、地方民间故事、边疆地区国境内外民族语言文字文献中等等。如果能够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中找到“中国认同”的史迹和文献,岂不正好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凭证?在这个意义上,放弃多民族语言文本史料的搜寻,那就意味着有意从历史上割裂中原和边疆的历史关系,有意割裂历史上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的交融性和互动性。

  四是鉴于穆斯林商业传统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影响,有必要深化历代穆斯林商业活动的研究,作为沟通中外贸易的掮客,穆斯林商人输入了外来商品、技术和宗教,也应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了中国文明。对于前者,既往研究已有沉淀,但后者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当前亟需加强历代丝绸之路上中国文明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而这一领域研究的开拓,不仅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寻找历史的支点,也能满足切实服务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协调的需要。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还能为唤醒我国文化自觉,推动文明对话,树立文化自信,夯实文化复兴的信心!

  当然,新领域的开拓和创新既需要理念,也需要行动。要实现以上目标,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需要进入一个深描的时代,因为唯有深度的描述和分析,才能真切展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作者哈正利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报编辑部主任;宋荣系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


原文载于《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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