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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来源:穆卫宾   发布时间:2022-06-06 09:47:21   访问人次:340

  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属于外来宗教的传播,“番学”的经学教育方式并未产生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明代以前的经学是如何传承无从查考。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实存在的状况可以进行推断,明嘉靖时期的胡登洲之前中国已经存在一种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方式,或许是在清真寺里,或许是在各自家里举办。这种教育模式虽不能等同于胡登洲所创的经堂教育,但它为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打下了基础,使得伊斯兰教在民间以一种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教育方式存在着,并且产生了传承这种信仰体系的经学世家与经师。这一时期,因没有统一的经学教育体系,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尚未形成。


  或许正是因为胡登洲意识到这种教育方式的局限性,以及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脱节,于是创立了一种新的经学教育体系,它包含“私塾”式的教学模式、经学教育、穿衣挂幛、搬请阿訇、供养制度、乜帖制度等一系列事务在内,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紧密联系,正是这种教育范式产生了后来的“伊儒会通”,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


一 明清时期的经学思想


  自胡登洲倡兴经堂教育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世代承担掌教、伊玛目和阿訇的伊斯兰经学世家,世家经师辈出,经学相承。经堂教育后,新兴的阿訇搬请制度对传统世袭三掌教带来巨大冲击,知识的传承也不止于阿訇世家,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培育出了大量的经学人才和著名经师,清中期出现了一大批“兼通四教”的经师,开始了“以儒诠经”的释经活动,“伊”和“儒”终于开始了高端的“会通”,回儒们在翻译、编译教义哲学、教规伦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格义、阐释、著述,从理论上基本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体系。


  经历了近三百年的“以儒诠经”,产生了中国内地汉语系伊斯兰教经学体系。具体包括:


  (一) 教义教规


  明清之际的译著家们非常看重伊斯兰教法的研究与阐扬,其中念礼斋课朝、伦理道德等是关注的重点。明清以儒诠经的“回儒”对教义教规的著述译作比较丰富,从方式上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翻译,即对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原典的直接翻译,如马复初、马安礼译《真德弥微礼法启爱合编》,余浩洲译《真功发微》等,这些译作多为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读本,有的还类似于杂学。二是编译,即从不同原文经典中择取不同内容进行翻译,并加以有机融合,如马联元的《大杂学》《清真玉柱》《教法简注》,马伯良的《教款捷要》,马耀庭的《教典辑要》等。译著家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善用百家之长,故常从诸多经典中择取所需内容加以编译。三是再创造性的著作,即在原典的基础上,比附儒家礼仪典制,加以融合会通,内容更加丰富,现实性更强,不仅穆斯林读之有益,更有益于非穆斯林了解伊斯兰教教规制度和生活礼仪,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刘智的《天方字母释疑》《五功释义》《天方典礼》,马德新的《礼法捷径》《汉译道行究竟》等。对教法教规类的典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关于“五功日用寻常之事”方面的著述译作比较多,属于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等基础知识的普及与介绍,且在翻译和著述时,使用经堂语表达的比较多。而在翻译原典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再创造,将教义教规与儒家礼仪典制进行会通的则属翘楚,这说明普通信众对“五功日用寻常之事”方面的律法的需求较多,故先贤们面对普通信教群众多用经堂语著述译作,而在教义思想和哲学方面则用规范的汉文来著述。


  (二) 教义哲学


  从王岱舆汉文著述开始,先贤们就十分重视教义学知识的阐扬,从著述译作的形式、语言的非“经堂语化”及内容看,他们进行阐扬的对象已发生细微变化,更加倾向于对穆斯林当中没有能力学习宗教知识的“业儒者”(知识精英)和教外人士进行阐扬。这方面著述较多,重要的著作有:张时中的《归真总义》,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德新的《大化总归》等。


  在教义学方面,马注的《清真指南》《指南要言》无疑属于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唐传猷辑录的《清真释疑补辑》,马骏的《正教理论》《清真要义》等。


  中国内地穆斯林学者还着力会通伊斯兰教哲学和儒家哲学两大体系,从哲学层面实现二者的有机交融,努力以回儒同源、相通的思想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从而消除对伊斯兰教的疑虑和误解。成就较高的有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人,如王岱舆著有《正教真铨》《希真正答》《清真大学》、刘智篡译有《天方性理》、蓝煦所著有《天方正学》、马德新著有《性命宗旨》。此外还有马一龙著《元图大衍》、马注著《清真指南》《指南要言》、舍蕴善著《推原正达》《昭元秘诀》、黑鸣凤著《性理本经注释》等。值得一提的还有甘肃马统勋,一生著有35种作品,被世人称为“河湟刘介廉”。


  (三) 伦理道德


  伊斯兰教伦理学是回儒学者们非常关注的学科,尽管关于伦理学的专著较少,但在许多著述中均占有重要篇幅,内容涉及家庭伦理、君臣关系、自身修养、穆斯林应具有的道德品格等。刘智《天方典礼》可谓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伦理典籍,详细阐述了人伦五典的宗教伦理。马退山的《清真语录》是阐述中国穆斯林伦理道德修养的笔记式著作。此外,马注《清真指南》、王岱舆《真诠要录》《清真大学》、马君实《天方卫真要略》、金天柱《清真释疑》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述。


二 近现代的经学思想特点


  20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思想觉醒,倡导新文化、新教育、新思想,改良清真寺经堂教育,开启了新的“伊儒会通”。这与明末清初的伊儒会通,既有共性,也有区别。


  共性在于:一是均着力于以儒家文化来诠释伊斯兰文化,突出两者的共通性;二是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原典进行翻译和编译及诠释。区别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知识领域不同。这一时期的学者们释经的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像明清之际学者那样局限于宗教类,而是把视野拓宽到了文化、政治、自然科学和民俗领域。二是知识来源不同。明清之际回儒诠经的来源主要是伊斯兰教知识典籍和中国儒家文化,而此时的穆斯林学者们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还将西方文化和教育理念、自然科学广泛纳入伊斯兰教育。三是大量创办回民小学、中学、师范学院。这一阶段,穆斯林学者以清真寺为基地,以寺产和捐赠为支柱,创办了许多学校和师范院校,面向各民族招生,免费培养人才。四是改良经堂教育。师范院校面向清真寺学生和社会有志青年招生,培养具有一定宗教知识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教职人员和回民中小学教师。


  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在明清以儒诠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经学特点是广大穆斯林开始觉醒,自发地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将爱国纳入信仰的范畴。例如,马松亭、哈德成、达浦生等学者从《古兰经》以及教义思想层面出发,充分阐释“爱国属于信仰的一部分”,指出“信教与爱国并重”符合伊斯兰教义精神,强调穆斯林应像鸟儿眷恋窝巢一样热爱自己生活的祖国,如果一个穆斯林不爱护自己的国家,其信仰就不完美,号召回民同全国同胞一起保家卫国。至此,“爱国属于信仰”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当代以来的经学思想特点


  当代以来,穆斯林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穆斯林学者从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浸润等方面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与时俱进的诠释,积极挖掘伊斯兰教中与社会发展需要相符合的内容,并对社会中出现的歪理邪说进行义理上的批驳,坚持正信正行,走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


  这一时期的经学思想特点具体表现为:一是强调伊斯兰教的社会性,穆斯林学者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强调伊斯兰教与社会相适应,中国伊斯兰教公益慈善、伦理道德等方面内容被充分地阐释和彰显;二是注重伊斯兰教的时代性,对一些歪理邪说进行有的放矢的批驳;三是坚持中国伊斯兰教传统,中国穆斯林一直强调爱国、中道、和平、包容等思想,主动适应并融入中国社会,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必须坚持的一贯传统。


(作者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宗教》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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