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我国伊斯兰教的形成与发展为例，阐述了宗教中国化的基础、途径和方向；详细分析了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的内容、特点和作用；指出：广大穆斯林应固本浚源，看清历史，找准位置，坚持宗教中国化，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传统，与时俱进，把眼光放在中国当代的现实发展上，积极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政策、思想、文化等相融合、相适应；爱国爱教，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

　　关键词：中国化；伊斯兰教；胡登洲；爱国爱教；经堂教育；二元忠孝观

      引言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地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对宗教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宗教中国化的指引。

　　什么是中国化？是指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保持自身信仰的核心前提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或适当变通，或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加以改造，去伪存真，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倾向，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发源地有所不同，呈现出明显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与时俱进的，也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笔者以我国伊斯兰教的形成与发展为例，讲述宗教工作中国化的几点认识。

　　文化融合，实现宗教本土化

　　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就一直在不断探索适应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道路。在对教义教规的解释中不断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用中国儒家、道家思想和语言表达，促进实现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化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承发展的基石，是根本所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及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穆斯林采取了认同、服从、吸纳之态，明确了适应、融入中国化的态度。伊斯兰教中国化最重要的标志是伊斯兰教义同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表现为用汉语结合儒家思想来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译著活动及经堂教育。而经堂教育的先驱、奠基和创始人，当属咸阳胡登洲。

　　1、胡登洲：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第一人

　　胡登洲，回族，明朝嘉靖元年人（1522—1597），出生于咸阳渭城里胡家沟（现咸阳窑店乡胡家沟）一个家业丰裕，富甲乡里的商贾家庭[1]。胡家沟，是今咸阳窑店乡47个自然村的一个。是古时秦皇宫和王维笔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渭城湾就在这一带。村后北塬上，因汉代在九个汉帝陵中设五座陵邑而称为五陵塬。依村北眺，五陵中最著名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近在咫尺。村东北千米处，就是惠帝刘盈的安陵。村北，隔路就是白庙村。据考，商代后期，文王之父季历在此建程邑。程地，始终和史官名字相连。从商纣吴回后代算起，到周的程伯史佚、休甫、司马氏，在此居住800余年，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司马迁老祖宗宅居，而且是商周时代中国的史学之乡。白庙村人，史官班彪，儿子班固、班超、我国第一位女史学家、女儿班昭、孙儿班勇，三代齐心接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整的断代史《汉书》。更有班超投笔从戎，31年间转战西域各国，打通了长期被匈奴控制的西域南北两路交通；屡建奇功。把白庙村与汉代安陵邑、商周的程邑连接起来，这里：就是中国史学家的摇篮。

　　村北西拐，就是现代的旅游路，顺路西行，沿途更有周陵文、武、成、康、汉哀帝义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还有那些无法一一细述的如周勃、萧何、曾参等等诸多功臣将相，皇子嫔妃500多座陪葬墓尽收眼底。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环境里生长，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对胡登洲创办经堂教育有较大的影响。

　　明时，当朝对回族实行一面笼络利用，一面企图在强压下进行汉化的政策。1368年，朱元璋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并在“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需与本类自相嫁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胡人”不断地调整适应，选择了汉语为母语，选择了汉字，接受了儒家文化等等，这反而帮助了回回本身的巩固和发展。胡登洲所处的时代正处在封闭与开放相冲撞的时期。经过900余年的融合形成的回回民族，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侨民的宗教”“外来民族”的影子，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波浪已激烈冲撞和浸润着正在逐步融入本土社会的伊斯兰文化。其父在为胡登洲按宗教习俗起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的同时，又按儒家习惯为之取字“明普”。胡登洲自幼聪敏过人，灵慧逾众。虽幼年崇延儒学、谙习诗书，苦读阿拉伯语、波斯语，但尚感两方面知识不足，仍在广集经典，潜心苦研经史百家。

　　当时，选择以汉语为母语的回族穆斯林大部分已不能直接用阿语交流，本土阿訇大都是“父传子授”；而清真寺主要是境外阿訇主持用阿语讲经，由于文化底蕴不同，又有国情、语言和哲学知识障碍，内涵不能完全互解，导致“教义不彰，教理不讲”，“清真之理不大显于斯世”，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呈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

　　民族兴起从文化开始，文化兴起从教育开始。深谙其理的先贤胡登洲“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立志兴学，倡导教育”。在天者莫过于日月，在地者莫过于水火，日月不高悬则无光，水火不囤积则无润泽。为了实现兴学夙愿，他饱览群书，年近半百仍，好学不厌，昼夜钻研，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安与席者数年，乃深明正心诚意之学，贯通尽性穹理之源，究于理之赅而不偏，终成“经汉两通”之学者。由于他自幼学儒学，于是，他将伊斯兰教传统的教育方式与他所熟悉中国私塾教育的方法相结合，在咸阳渭城里清真寺设帐，创办了符合我国实情的经堂教育。在办学形式上已于国情进行了交融。他把阿拉伯语与汉语相结合创造并使用“经堂语言”，并制定出一套经堂教育大纲，在教学方面形成的一套制度，讲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他创立的“经堂语言”和经堂翻译规则，以儒论经，贯通一家，实现两种文化的结合，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之先河；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础，掀起了我国伊斯兰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又为后来王岱與、马注、刘智这一代经学大师的汉语翻译和著述奠定了基础。

　　他注重研究宗教哲学，倡导要坚持信仰，必须修身养性；他不断增强学员国家观念，坚持“宗教为信仰之本，国家为宗教生存之地”，践行“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提出“爱国爱教，教以国昌”国家认同之理念，使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得以稳固快速发展，现出“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的场面。大批后来成为陕西、山东、云南、金陵等支派领军人物的学者，如王岱與、刘智、张中等这样“经政兼通，回而兼儒”的伊斯兰教学术精英，皆为经堂教育之嫡传。他们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学说化和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而开展的“用儒文传西学”“以儒诠经”的翻译诠释活动，延续深化了儒、伊文化的交融。

　　经堂教育，结束了自唐朝以来，伊斯兰教在国内皆由外来宗教人士传播外来宗教的历史。此后，所有的传教者，都是在中国，由中国人用中国语言培养出来的。传教者的思维方式、服装、语言、礼仪等等无不深深的打上中国烙印，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无论从外延和内涵，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更具备了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完成了从“侨民的宗教”到“中国的宗教”的华丽蜕变，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十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多彩的内涵；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顺利传承、巩固和健康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贡献；胡登洲就是这样一个开创经堂教育“以儒诠经”，承上启下的里程碑式人物。可以说，没有胡登洲，就没有经堂教育；没有经堂教育，就没有中国伊斯兰教，胡登洲其人也因此被尊称为“胡太师巴巴”，陕西地区亦被中国穆斯林誉为“念经人的教场”。

　　2、二元忠孝观：中伊文化创新探索的先驱之路

　　胡太师为后世留下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有着丰富深刻内涵和外延。它统一了中国穆斯林的信仰观念，统一巩固了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减小了分歧和教派之争，保持了中国穆斯林在华夏的地位；而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通过伊儒文化交融，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完整的伊儒文化融合的经堂教育模式，形成了“爱国爱教，教以国昌”的二元忠孝观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成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宗教信仰和延续文化命脉的途径。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系的简单传承，而是包含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创新，成为中伊文化创新探索的一条先驱之路，确有“凿山开石之功绩”。

　　经堂教育思想文化体系的本质，就是促进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找准了伊斯兰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切入点，使其基本价值取向与整体文化氛围相适应，加快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宗教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胡太师用独特的智者目光理清了“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这个本质。他清楚看到，任何外来文化，不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就难以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要阐扬有“自”，就必须有“自”——这个“自”就是本土的、民族的；无“自”，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伊儒文化相融，固了中国特色这个“本”，浚了中华民族这个“源”，才使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潺潺清泉，浇灌出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这棵参天大树，并深深植入中华大地。400多年过去了，经堂教育的译经、释经，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阐明伊斯兰教学理的教育模式还在延续，只是时代赋予了它更深的内涵。它一次次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根基夯实了基础。

　　胡太师坚持“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倡导“爱国爱教，教以国昌”的宗教哲学理念已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的与中华各民族共同爱国忠君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穆斯林先贤们。胡太师的弟子刘智结合儒家思想，概括出来中国伊斯兰教伦理概念，作为穆斯林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5个方面应遵循的原则，与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相论，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道五功，人伦五典”。从抽象的人心、人性上寻找共同点，寻找和谐。弟子王岱與大力提倡“顺主，顺君，顺亲也”。经过传承发展，明确倡导伊斯兰教的“二元一体”忠孝观。大忠，就是既忠于真主，又忠于朝廷君主。大孝，既孝敬真主，又孝敬君亲。若只孝敬其一，则不为大忠大孝。这种二元忠孝观，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思想统一性奠定了基础。中国穆斯林先民们，不仅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伊斯兰教教义教规中要求的各种功修，而且把融入伊斯兰文化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仁爱、尊老爱幼、服从执政者、和为贵的思想，讲求孝悌等道德观念，与经典中提倡的“和平”“顺从”以及道德修养结合起来，凝成了中国穆斯林源远流长的爱国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各族穆斯林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展示出了中国穆斯林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浩然正气和中国穆斯林源远流长的爱国传统。

　　伊儒文化的交流融合实践充分说明，宗教只有深深根植与中华文化的沃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才能变成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宗教只有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才能实现“教以国昌”。当前的“中国化”，主要是坚持“两个适应”，一是要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要适应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要的任务和工作是坚持“一个引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认识和信教群众，使之成为自觉行为和行为规范；坚持“一个引导”，就是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信教群众，继续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浸润我国宗教，发扬多元包容，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优良传统。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做出坚持中国化方向、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结语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传统，使广大穆斯林固本浚源，看清历史，得出结论，找准位置，为自己是中国穆斯林而骄傲。与时俱进，使中国穆斯林把眼光放在中国当代的现实发展上来，积极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政策、思想、文化等相融合、相适应，在中国当代发展中积极有为，爱国爱教，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稳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王怀德，马希平.经堂教育：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2}刘金光，中国宗教：比较与思考，中国宗教化的路径{上、下}北京：中国宗教杂志社，2017年2月，3月.

　　{3}杨发明，中国穆斯林：中国化方向是我国伊斯兰教生生不息的必由之路.北京：中国穆斯林杂志社，2017年4期

作者：白宝存

单位：咸阳市伊斯兰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