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中形成的主要社会价值观可概括为三种，即遵古、和顺与进步。“遵古”即坚守传统，指中国穆斯林习惯于遵循先辈走过的道路以及规定的内容；“和顺”即顺从权威，指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发展出了一套由顺从真主而顺从现世权威的理论；“进步”则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穆斯林中出现的崭新价值观，主张中国穆斯林应适应时代的变化，求生存、图发展。本文从动态角度呈现这三种社会价值观，揭示它们的内涵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

　　一、三种社会价值观

　　（一）遵古、和顺与进步

　　根据唐代官方文献中的记载，最早到达中国的穆斯林是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外交使节。《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录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始遣使来朝。“大食”是中国古籍中对阿拉伯地区的称呼，这时的阿拉伯半岛正处在第三位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民间交往的时间可能更早。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等都有穆斯林商人活动轨迹，他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最晚到公元九世纪中叶，广州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穆斯林社区，居民人数可能达到数万。《中国印度见闻录》大约成书于伊历237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书中引述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见闻，记载了当时广州蕃坊的穆斯林生活。(1)

　　今天，对当代欧洲穆斯林而言，排在首位的问题是“如何融入”作为主流的欧洲社会，而对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穆斯林社会而言，持续最久的议题是“融入以后”应该怎么办？在“如何融入”与“融入以后”这两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显然更重要。虽然从先后顺序上讲，先有融入，然后才谈得上融入以后如何，但从难度与持久性而言，“融入以后”才是具有长期意义的问题。我们容易沉浸在大团圆的美好结尾中，而忘记了所谓的结尾往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结尾不是结局，更不是“终了”。

　　“融入以后”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结尾，意味着真正的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用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命，不断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并付诸实践，这个问题就是：当穆斯林以特有形式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纳之后，他们应如何既坚守信仰又与主流社会保持良好关系？在探索“融入以后”的历程中，中国穆斯林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观，最早出现的是“遵古”，紧随其后的是“和顺”，出现最晚的则是“进步”。

　　1.“遵古”价值观

　　所谓“遵古”即坚守传统，指中国穆斯林习惯于遵循先辈走过的道路以及规定的内容。

　　在汉语词汇中有两个近义词，一个是“尊古”，另一个是“遵古”。“尊古”重在表明态度，尊重古人；而“遵古”则强调行为，遵循古人的做法。本文采用“遵古”一词，意在说明在中国穆斯林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它不简单体现为崇古的态度，而是强调遵循和遵守世代相传的做法。在中国穆斯林看来，既然先辈既能坚守信仰又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就说明他们的做法行之有效，因此遵循传统就是最明智的做法。

　　从具体的内容看，“遵古”并非遵循某种所谓“正宗伊斯兰教”，因为即便伊斯兰国家也不存在如此纯粹之物。相反，在基本经典、信仰、功修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各种教派、学派此起彼伏，不断变化。所以，中国穆斯林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套经过历代先辈拣选、归纳而成的“中国伊斯兰传统”。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可知，穆斯林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超过一千三百余年，几乎与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等长。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穆斯林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中国伊斯兰传统”，这套传统包括：以“传统经学”为代表的解经办法，以“汉文译著、伊儒会通”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以“三大教派、四大门宦”为代表的教派格局，以“经堂教育”为代表的传承方式等。

　　从遵循的方式看，“遵古”价值观提倡坚守传统、慎待革新，塑造了中国穆斯林坚忍、内敛、保守的性格特征，并体现在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北京牛街礼拜寺、山东长官镇清真寺、河北沧州清真南大寺、河北孟村新县清真寺、河南沁阳北大寺等多座清真寺皆悬挂“率由旧章”匾额或树立碑额，以显示遵循传统、反对标新立异。又如，乾隆十年（1745），马廷辅在《〈清真释疑〉序》中总结到，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和习俗“世世率由，无敢擅易”“其道之大者，五伦五事之必遵，与儒教无异，但饮食衣服之制，冠婚丧祭之典，大概从朴素之风，取清真之义，世世率由，无敢擅易。”

图一北京牛街礼拜寺“率由旧章”匾额

河北孟村新县清真寺“率由旧章”匾额

　　与“遵古”相对的是“维新”“革新”。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曾经不断分化出新的流派，这些新派别往往被叫作“新教”“新派”“新行”，而自称为“侯都斯”“圣行派”“遵经派”。例如，明末清初著名经师舍蕴善根据伊斯兰教经典提出了“遵经改俗”的十八条内容，开中国伊斯兰教改革之先河，被称为“遵经派的先驱”。同时，舍蕴善被反对者冠以新行甚至异端的称号，史载他“因主张遵经革俗，不容于众，群斥为新行——新行易言之即异端也”。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不乏各种“维新”“革新”运动，但皆自称“遵经革俗”，以“托古改制”的方式问世，回避“维新”“革新”等名号，可见“遵古”价值观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伊斯兰教思想传入中国，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引发了新思潮。有人问，既然新思潮会不断出现，这是否意味着“遵古”价值观已经过时，无助于中国穆斯林适应新的时代？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遵古”价值观与“进步”价值观的内在张力，下面将谈到。

图三北京地区清真寺碑刻“率由旧章”碑额

　　2.“和顺”价值观

　　所谓“和顺”即顺从权威，指中国穆斯林发展出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主张由顺从真主而顺从现世权威。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和顺”连用最早出自《易经·说卦》：“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尽管在汉文译著中少见“和顺”连用，但中国穆斯林先贤却极为重视“顺”。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中有一段话，将“顺主”“顺君”“顺亲”列为人生“三大正事”。他所言之“顺”，以主与人、父与子、君与臣等三种关系的和谐为目标。可见，中国穆斯林推崇的“顺”，天然包括和谐的含义，乃“和之顺”，亦可谓“顺之和”：

　　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然而事有重轻，义有差等，君亲岂得与之同等。兹至大之伦，至极之忠，不可不知也。(2)

　　第二，顺从的目的不是盲从，而是为了和谐。因此，和顺乃从仁义，而非从不义。三国时期的虞翻将“和顺”解释为坤，将“道德”解释为乾，“和顺谓坤，道德谓乾”，并说“以乾通坤，谓之理义”。(3)  也就是说，道德充盈，则和顺自来。《周易》认为，立天之道为阴与阳，立地之道为刚与柔，立人之道为仁与义。人道的基石是仁义，要想达到和与顺的状态，就要践行仁义。那么，仁义指什么呢？《易纬·乾凿度》说“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仁者爱人，义者“利之和也”。伊斯兰教主张“扬善戒恶”“疼顾世人”，对仁爱与正义的追求，决定了中国穆斯林顺从权威，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坚守信仰、践行仁义，目的是达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例如，明清以来兴起的汉文译著，主要宗旨之一就是为了让教外人士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习俗，消除误解，和谐共处。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穆斯林群体在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少数群体而存在。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适应主流社会而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是中国穆斯林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和顺”成为中国穆斯林摆在首位的价值观之一。“和顺”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指穆斯林与真主的和顺，也就是中国穆斯林如何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坚守宗教信仰、履行宗教功修；其次，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和谐，也就是中国的穆斯林如何实现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共处；最后，指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内部的和睦，也就是中国穆斯林如何保持团结，克服各种派别、观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在这三组关系中，最能突显现实意义的是第二组关系，也就是中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关系。“遵古”与“和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来自中国穆斯林长期的本土化经验，区别在于“遵古”价值观强调穆斯林内部的规范性与延续性，“和顺”价值观重视处理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来，面对列强纷争、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中国穆斯林社会又发展出新的价值观“进步”，不仅对百年来的中国穆斯林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也对“遵古”与“和顺”的传统价值观带来冲击。

　　3.“进步”价值观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自强与进步诉求，其中不乏穆斯林的身影。中国穆斯林追求进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与其他国民一道，使中华民族能够在物竞天择、充满竞争的列强世界中生存下来。二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使自身跟上时代，摆脱清代晚期以来“积贫”与“积愚”的困境，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可见，“进步”虽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一个崭新价值观，却足以在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中间引发共鸣，产生共识。

　　在此，以“留东清真教育会”及其创办的《醒回篇》为例，说明当时“进步”价值观在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的兴起。“留东清真教育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当时留学日本的36位中国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创办。次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了中国穆斯林第一份现代刊物《醒回篇》。《醒回篇》只出版过一期，收录文章20篇，集中反映了清末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他们认识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中国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求生存图发展，就必须改良宗教、普及教育。

　　赵钟奇在《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一文中说：

　　呜呼！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二十世纪之国民教育，岂非仅为一身一家计哉！凡国家之存亡，种族之强弱，宗教之兴衰各问题，亦当视国民教育程度之高下而判之矣。(4)

　　20世纪之初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追求进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鼓吹“宗教改良”。黄镇磐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称为“世界第一之宗教改良家也”(5)，马宗燧在《宗教进化论》一文中提出“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6)，保廷良在《宗教改良论》对什么是宗教改良、如何在中国伊斯兰教中进行宗教改良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他认为“质而言之，去伪存真，救宗教之弊也；明义显公，释宗教之疑也；重业尚质，固宗教之本也；推陈即新，大宗教之用也；因时权变，广宗教之学也。”(7) 第二，提倡普及教育，黄镇磐在《宗教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说:“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

　　比较“和顺”与“进步”的价值观，不难发现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以协调中国穆斯林社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重点。此外，进一步分析“进步”价值观与“和顺”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理解“进步”价值观的独特之处。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异以及“进步”价值观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和顺”价值观历史更久远，自明清时期延续至今；“进步”价值观出现不过百年，来自20世纪以来中国穆斯林的思想与实践。

　　第二方面，“和顺”价值观扎根于稳定社会，“进步”价值观出现于变化社会。“和顺”产生于以“超稳定”为特征的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具体而言，明清时期虽发生过王朝更迭，但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却相对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才有可能出现时间跨越明清两代的汉文译著运动。汉文译著的主要方向是与作为明清两代主流学说的宋明理学会通融合，此过程持续两百余年，并未因封建王朝更迭而中断。相比之下，“进步”价值观则产生于以变动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第三方面，“和顺”价值观出自中国社会的本土经验，而“进步”价值观却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野。具体而言，其一，“和顺”价值观局限在中国社会内部，旨在探求作为一个“亚系统”的中国穆斯林社会应如何适应主流社会；而“进步”价值观则致力于探索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中，中国穆斯林应如何与时俱进、生存发展。其二，“进步”价值观诞生于20世纪之初进化论盛行的背景下，而社会进化论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与当时中国被迫进入“适者生存”的列强世界有关。其三，“进步”价值观具有明确的时间意识，但在空间上却相对模糊。“进步”的方向可以是多元的，既可以指与中国社会的同步进步，也可以指追赶世界的发展潮流。这里的“世界潮流”不仅包括西方世界的发展，也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潮流。了解了这一层含义，不难理解在中国穆斯林中并不缺少所谓的“进步穆斯林”，但其出现的历史时期限于20世纪初以来。比如，北京大学马坚教授可算是中国“进步穆斯林”的代表人物，但中国的“进步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进步主义”有待商榷，因为中国穆斯林的“进步”往往受到传统的制约与平衡。

　　第四方面，“进步”的最初含义指追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但这种外向追随又往往与中国穆斯林的“遵古”与“和顺”价值观存在一定张力。在当代中国，对某些所谓“进步穆斯林”的批判往往首先来自当地穆斯林群体。因此，我们能观察到在中国存在两种意义上的“进步穆斯林”。第一种是以马坚为代表的、明智的“进步穆斯林”。他们能为穆斯林大众所接受的原因在于，他们注意协调“进步”与“遵古”“和顺”等传统价值观的关系，在做法上坚持“拿来主义”，借鉴伊斯兰世界乃至其他文明的成果，最终还是回归到尊重传统的道路上，致力于遵循与丰富中国伊斯兰教既有的传统。第二种是不智的“进步穆斯林”，他们盲目追随国际伊斯兰社会或西方社会中一些未经充分检验的新潮流，并企图照搬到中国社会，但往往因其有悖于“遵古”“和顺”的价值观而遭到穆斯林大众抵制，甚至引发纷争。

　　二、进步的代价——中国穆斯林社会价值观的内在张力

　　（一）进步与传统孰对孰错？

　　由于伊斯兰教在中国具有长时间的本土化历史，并且形成了一套中国伊斯兰教特有的文化与传统。当代欧洲穆斯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为来到欧洲国家“不久”的移民群体（这里的“不久”指两到三代人，时间跨度约数十年），欧洲穆斯林应如何使自己的信仰与宗教生活适应欧洲社会的既有文化传统与社会规则。在这个“本土——适应”的问题模式下，欧洲穆斯林学者讨论的问题主线沿着“伊斯兰与西方”展开。而中国穆斯林作为一个已经深度本土化的群体，现代以来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中国穆斯林应该如何与时俱进，适应主流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这提醒我们，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包括以“宗教中国化”为议题重新反思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等，表面上似乎按照空间逻辑展开，背后隐含的却是时间逻辑，而这个时间逻辑则集中表达为进步与保守之争。

　　从中国穆斯林的社会价值观来看，这种进步与保守之争体现为三种主要价值观的内在张力，即“遵古”价值观与“进步”价值观的张力、“和顺”价值观与“进步”价值观的张力。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与“进步”价值观有关的事情，比如宗教改良、教育改良、淡化教派、宗教自由、理性主义等。这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误印象，那就是认为：20世纪以来兴起的“进步”价值观在过去一百年时间里是支撑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主要力量，而“遵古”价值观与“和顺”价值观作为“保守”的力量，阻碍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了打破这种错误印象，接下来，我们将从“‘进步’价值观与中国穆斯林新式教育的困境”的问题入手，揭示“进步”价值观在推动中国穆斯林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令中国穆斯林社会陷入一些难解的困境。与此同时，遵古与和顺等被贴上“传统”“保守”标签的价值观，在维系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稳定以及帮助中国穆斯林社会渡过历史时期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潜能。

　　民国以来，中国穆斯林的教育改良思想与运动存在两种主要的革新方式：一种是改良传统经堂教育，另一种是创办新式师范学校。

　　第一条道路“改良经堂教育”，最早倡导者是王宽阿訇。光绪三十七年（1906）秋，王宽携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在旅途中，实地考察埃及、沙特及奥斯曼帝国各地的伊斯兰教现状以及世界形势。在伊斯坦布尔受到苏丹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的接见，哈米德二世对王宽说：“汉文既为中国国文，而中国回教徒又是中国人，却不读中国书，无怪乎他们贫而又愚，在社会上所居的地位，是无足轻重了。你在回国以后，要多多提倡教胞读书，才是爱教爱国”。翌年，王宽携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所赠经籍千余部，聘《古兰经》诵读家哈夫苏·哈桑和阿里·雷塔二人回国。王宽自述“于光绪三十三年自土耳其游历回国，稍知强国之本兴学为先，宗教改良亦资于学”，决心从兴学入手来改良宗教。(8)  1907年，王宽阿訇在牛街礼拜寺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革新经堂教育，一时间各地负笈求学者众多。(9)  孙绳武这样评价该学堂在当时的影响：“中国回教徒对于千余年来的阿拉伯文化，至是始有一明确的观念。新的阿拉伯语文，至是始能了解和运用，而对于阿文杂志报章的阅读，也是从是时起。”(10)  王宽开创的改良模式对民国以来的经堂教育改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传统经堂教育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中阿并授，在授课内容方面增加了传统经堂教育所没有的汉语、历史、科学等课程，在教授《古兰经》及阿文、认主学、圣训学等传统课程外，还设有汉语、历史、数理等学科。第二，阿语教学，参照现代语言的教学方式对传统经堂教育的阿语教学进行了改革。

　　第二条道路“兴办新式学校”，其倡导者是马松亭阿訇，代表学校是成达师范学校。1925年2月，马松亭阿訇在“改良寺政教育”的动机下，提出“创办清真大学一所”的设想，得到当时回教贤达唐柯三等人的支持。4月24日，成达师范学校在济南创立，最初的宗旨是“造就中学阿学兼通之师范人才，并改良教授法为目的。”(11)  随着办学推进，成达师范学校完成了从传统的经堂教育向真正意义上的师范教育转变，这从1927年该校发布的宣言中可以看出：“宗教之振兴，全侍教育之发达，教育之能否发达，视学校之能否普设以为准……则师范教育，又兴学中最急之务矣！”(12)  然而，此类由中国穆斯林主办的师范学校始终存在一个定位问题，那就是到底是培养宗教人才，还是专业人才。传统的经堂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培养经师阿訇，而普通教育的师范类学校则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师范人才和专业人才为目标。中国穆斯林兴办的师范学校处在这两者之间，力图结合自身特点，融合两者之长，兼顾宗教教育与现代教育。但是，这种兼美的局面并不总能维持，“二合一”可能变成“二选一”，这个问题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马松亭阿訇遇到过，到了21世纪白哈阿訇仍然需要面对。1930年马松亭阿訇针对成达师范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提出著名的“三长”：“吾们所说的师范教育，是三长教育，就是‘教长’‘会长’‘校长’。”这显然是出于兼顾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同时又以培养宗教人才为先。这种兼顾也体现在成达师范的课程设置中。成达师范的主要课程包括：宗教学、公民学、儒经、国文、习字、历史、地理、数学、理化等九大科，覆盖“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三大类。既要求学生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历史、教义、教律有整个的认识，同时要求学生对于师范的技能各科，有教授的能力，要对于应用文函牍等，有工作的能力。(13)  然而，当1932年成达师范第一班17名学生毕业时，兼顾局面下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学校领导层对于学生的去向产生了不同意见，马福祥、唐柯三为代表的官僚知识阶层，要求毕业生赴西北办理回民小学，而以马松亭为代表的阿訇阶层要求毕业生赴清真寺任教，最终8名学生赴西北办学，5名学生赴埃及留学，2名留校任教，而只有2名学生被分配至清真寺担任阿訇。成达师范南迁到桂林后吸取了之前的经验，1939年将招生方向分为阿衡专修班和师范部新生班，阿衡专修班学生简章中明确提出：“应时代之需要，以造就经汉兼通之阿訇为目的”(14)。1941年，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后以抗战时期规范教育为名，将私立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成达师范也在其列。改为国立后，成达师范的办学宗旨变为培养回民小学教育的师资，招生来源也不再仅限于穆斯林，而是兼收汉族学生，师范班和简易师范班可以继续设阿文和宗教课程，但不能作为主课，而被列入选修课。保留阿文专修班，继续招生。1946年国民政府1435号文件规定成达师范停止招收阿文专修班。1949年北平解放以后，成达师范归人民政府接管，后与西北中学等合并。至此，成达师范彻底完成了从传统经堂教育到现代新式教育的转变。

　　总结一下，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穆斯林兴办的新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希望兼顾宗教职业教育与普通职业教育，但最后结果是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只能退回到单独的宗教教育或单独的普通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穆斯林依靠民间力量兴办了不少阿语学校、伊斯兰学校，但这些学校办学宗旨不清、定位不明，往往将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混在一起，而这一问题又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以来兴起穆斯林新式教育，因为新式教育出发点就是在宗教教育中加入现代内容或在现代教育中加入宗教内容。民国以来的新式教育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民间学校遭遇的困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进步价值观和现代主义推动下兴起的新式教育是否一定比传统的经堂教育更能适应中国社会？黄万钧代表的改良经堂教育与白哈阿訇主张的新式阿语学校应该如何抉择？所谓的进步与传统究竟谁更能适应中国社会？

　　（二）进步与传统内在一致

　　进步要求发扬理性，而和顺则要求维系传统，当这两种价值观矛盾的时候，中国的穆斯林应该如何选择？本文的回答是：和顺与进步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和顺的一种特殊形式。更进一步看，遵古、和顺与进步等三种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主要社会价值观之间并非必然冲突，而是可以求同存异，乃至达到某种更高综合。这是因为：

　　第一，“遵古”价值观遵循的是活的传统，可以不断增加新内容。传统本身就包含着新与老的辩证关系，任何古老的传统都是由一代代的当下之物累积而成。从传统离不开创新的角度看，今日之“进步”价值观完全可能成为明天中国伊斯兰教的可贵文化传统与精神资源。

　　第二，“进步”价值观可视为“和顺”价值观的特殊形式。这是因为，进步有和顺的一面，进步的目的是通过应机而动、与时俱进来维系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关系。同时，和顺也有进步的一面，昔日之和顺体现为“顺主、顺君、顺亲”的人生三大正事，今日之和顺则表现为与时俱进、跟上主流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近百年来形成的进步价值观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目的是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中国的主流社会在融入现代世界的早期过程中主张的自强与进步，也就是说，进步可视为特殊形式的和顺。和顺是中国穆斯林为了适应中国主流社会追求进步的时代潮流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因此，进步是以和顺为前提的。在当代，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促进中国穆斯林社会走向所谓“开放”甚至“理性”的思想和主张，却首先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内部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甚至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穆斯林社会具有天然的保守倾向。这种解读实际上是错误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穆斯林的和顺价值观，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表面看起来符合进步要求、但实际有悖于和顺的学说主张及其实践，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内部寸步难行。

　　第三，今天反思“进步”价值观绝不意味着抛弃进步，甚至拥抱“退步”。“进步”价值观在百年时间里，进步及其塑造的爱国、平等、团结、维新（包括宗教与教育的改良乃至革命）等观念与运动不仅大大改变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面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具体而言，经过“进步”价值观洗礼的传统，无论传统文化如何恢复也一定不会再是那套旧秩序。

　　（三）以笔为喻：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未来

　　在这三种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下，中国伊斯兰教应如何面对未来？《古兰经》第六十八章名为《伽莱姆》（意为笔）。中国穆斯林先贤以笔为喻，写下“一砚二池伸大笔”的偈语，用大笔的书写来比喻真主的造化。本文沿用这一比喻，将中国伊斯兰教的千年历史比作一支无形“大笔”的不断书写。但是，这支“大笔”的书写方式既不是像现代社会流行的钢笔那样单面用锋，也不像中东地区流行的“刷子笔”一样两面用锋，而是像中国的“毛笔”那样八面用锋，从多个角度发力书写。

山东长官镇清真寺“率由旧章”匾额

河南沁阳北大寺“帅由旧章”碑额

河南沁阳北大寺“遵古开斋”月碑

河北沧州清真南大寺“率由旧章”匾额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中国穆斯林推崇进步价值观，经由当时的西方社会、伊斯兰世界来借鉴、吸收最新文明成果。“遵古”与“和顺”价值观虽从未离场，但却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所坚持的“古老传统”。进步潮流延续至今，在给中国穆斯林社会带来多彩与繁荣的同时，也为今天中国穆斯林的某些困境与问题埋下了伏笔。

　　今后，中国穆斯林应致力于“遵古”“和顺”“进步”三者并重与平衡，实现三者的更高综合。这意味着，对中国穆斯林而言，相对周全的做法是：寻求“立足于传统的变革”与“在变革中累积传统”，同时改变过去百年里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在“进步”名义下追随国际潮流、忽视本土传统的错误。未来是开放和立体的，通往未来的路并非只有进步或复古。中国伊斯兰教不应局限于在进步与复古之间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而应向世界多种文明与文化借鉴精神和文化资源，塑造一个尊重传统、保持开放、内容多彩、富有活力的中国伊斯兰传统。

　　注释

　　1《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汶江、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下卷《真忠》，《清真大典》第16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影印本（同治十二年锦城宝真堂藏版重刊本），第116页、117页。

　　3（清）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90页。

　　4 留东清真教育会编：《醒回篇》，王希隆点校，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5 同上书，第5页。

　　6 同上书，第41页。

　　7 同上书，第20页。

　　8《王宽等为组合清真教育公会恳请立案，改京师学务局呈》。

　　9 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学部主事马邻翼的支持下，又在牛街礼拜寺后院起造讲舍，创建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并延请南北知名人士前来任教。

　　10 孙绳武：《三十年来的中阿文化关系》，《回民言论》，第1卷第3期，1939年。

　　11 周仲仁：《十年来之回顾》，《成师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5月15日。

　　12《成达师范学校第一次宣言》，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

　　13 马松亭：《宗教师范教育与理想的阿衡》，《月华》第2卷第20期，1930年7月15日。

　　14《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招考阿衡专修班学生简章》，《成师校刊》第5卷第5-6合刊，1939年7月10日。

文章来源：《中国穆斯林》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