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不久，就传入了中国。目前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从时间上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比较早的。

    伊斯兰教自东南沿海路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早于西北的陆路，因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海上往来，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就开始了。

    广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港口，早在隋唐以前，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的商船就不断地在这里停靠。到了唐代，广州中外贸易盛况空前。有许多阿拉伯商人留住在中国，在中国几个城市中形成了相当大的伊斯兰教侨民聚居区。

    到了宋代，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来广州经商的人比唐代更多。他们中久居不归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有居住数十年的，也有久居不归者，被称为“五世蕃客”。这些外籍穆斯林中，有携眷来的，也有娶中国女子为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唐代，由于长安是都城，经海路来到中国的穆斯林从东南沿海登陆，前往长安，由此形成了一条由东南向内地传播的路线。

    这些穆斯林商人作为伊斯兰教的载体，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普遍传播的新阶段。蒙古军铁蹄的西征使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迁居中国各地。伊斯兰教随着他们传播到全国各地。

    元代的穆斯林不仅带来了伊斯兰教，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历算，医药学，机械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科学文化成就。

    明代陕西是穆斯林最密集，伊斯兰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带，明代胡登洲（1522-1597）在陕西首创“经堂教育”，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胡登洲的弟子把“经堂教育”加以完善并推广到全国各地。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连接中亚和西亚陆路交通的枢纽位置，是历代西来穆斯林的聚集地。久而久之当地穆斯林越来越密集，因为履行宗教信仰的需要，修建了清真寺。西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地带。

    回族作为中国内地信仰伊斯兰教最大的群体，是长期以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多种民族逐渐形成的民族。早期主要以来中国经商的穆斯林“蕃客”为主，回族族源中还有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成分。回族的形成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回族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成为了扎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第二章·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

    唐宋元三代，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在保留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各项活动中。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中国穆斯林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形成了中国化的伊斯兰特色，使用汉语标志着回回民族的最终形成。明末清初，在内地，伊斯兰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借鉴和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开始了“以儒诠经”的运动。“以儒诠经”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以儒诠经”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岱舆，马注，马复初（马德新），刘智等回族学者。通过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解决了伊斯兰在中国传播过程当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王岱舆的著述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马注的著作有《清真指南》；马德新著有《大化总归》，《四典要会》；刘智著有《天方典礼》，《天方性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五更月》，《天方三字经》等。这些著作是中国穆斯林在中国伊斯兰文化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典籍。通过这些典籍可以全面了解中国穆斯林；了解中国伊斯兰教；了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内涵。这些典籍即是中国穆斯林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有力地证据，也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最好证明。中国的穆斯林也只有通过这些典籍，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传承的精髓，了解中国穆斯林具有的中国特色。

    汉文译著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伊斯兰教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哲学，历史，典礼制度，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不同的学派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诸子百家”之说。

    “儒家”是指崇奉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学说的派别。它的学说以“仁”为中心，政治上主张“德治”，“仁政”，和“王道”，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儒家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特别注重个人修养。它奉《四书》和《中庸》为神圣经典。《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崇奉的经典。其内容肯定了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在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面前，外来的文化和宗教，必须与中华文化交融适应，才能在中国落根。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中国穆斯林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在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中国化，另外一个方面，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实现了地方化和民族化。“以儒诠经”在中国穆斯林中国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中国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第三章·伊斯兰的和谐思想

    伊斯兰教在中国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汉学派起了重要作用。穆斯林学者将《古兰经》和《圣训》的精神与儒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解决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在明清的中国穆斯林“以儒诠经”活动中，刘智是这一思想体现的集大成者。刘智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古兰经》和圣训的哲学思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伊斯兰特色的：“天道五功，人伦五典”信仰观和伦理思想。刘智在《天方典礼·原教篇》中阐释这一观点：“其为教也，以识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归根复明为究竟。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他又阐述五功和五典的内涵：“五功者，念真，礼真，斋戒，捐课，朝觐天阙也。时念真宰，静存洞察，心不妄驰也。日礼五时，谨之又谨，涤之又涤也。岁斋一月，以制嗜欲之私。岁捐课财，以普利物之仁。终身一觐天阙，以实志诚向往之念。五功修完，而天道尽矣。”“五典，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之教也。天方又谓五成，盖君臣成其国，父子成其家，夫妇成其室，昆弟成其事，朋友成其德者也，皆有当然不易之礼。五典修完，而人道尽矣”。“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盖尽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尽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以正其本。天道人道尽，而为人之能事毕矣。”

    通过刘智“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非常透彻，具有很高的造诣，才能非常全面的用汉语来高度概括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其中也包含了：“爱国爱教”的内容。在伊斯兰汉语典籍当中，爱国是用“忠君”这一词汇来表述的。在《清真指南》,《正教真诠》等汉译典籍中也有也都有相同的内容。

    和谐是伊斯兰教根本经典《古兰经》和圣训所倡导的基本内容。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到：“你当赞颂你至尊主的大名超绝万物，他创造万物，并使各物匀称，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87:1-3）在这节经文当中匀称和引导是指的整个宇宙世界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伊斯兰教的和谐观内容非常广泛和全面。它可以概括为：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如《古兰经》所说：“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2:143）。什么是中正？中正就是要求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中谨守中道，不搞极端，遵循正道。

    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顾、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宗教，穆斯林要把握好今世和后世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在现实生活中要追求今世美好幸福的生活，一切正当合法的享受穆斯林都可以拥有。穆斯林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肩负着个人、家庭、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践行伊斯兰信仰的过程中要敬主爱人，奉献社会。

    在《古兰经》中“大地”一词出现了450次。足以证明伊斯兰教是重视人类赖以生存地球的生态平衡。当今社会，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几乎所有的江河受到污染、动植物遭到砍伐掠杀，各种矿产资源被无节制的开采，人类最终要尝受到自己种下的恶果，因为他们违背了真主创造的宇宙世界和谐的法则。真主创造这个世界是和谐和平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贪婪毁灭了地球的和谐。人类要以敬畏之心面对大自然，要以中正和谐的思想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所以，当代的中国穆斯林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中的和谐中正思想为指导，以体现穆斯林先辈智慧的汉译典籍来践行伊斯兰教的信仰。发挥穆斯林在构建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到符合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共同繁荣的“五位一体”战略和“一带一路”伟大事业中，才能真正获得两世的幸福和成功。

    作者：陈方成

    单位：西安市东新街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