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尽管存在民族和地域等方面的差异，但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完整延续是一致的，在归属感上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提出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四个必须”：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这是首次提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要提高认识并解决处理好宗教问题，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个基础必须夯实。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提出，也是为了在新时代构建健康的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提出的目的，在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适应的原则和途径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同时，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

　　二、我国伊斯兰教形成发展中的特点

　　从时间上看，伊斯兰教从公元7世纪传入内地，首先是东南沿海各地。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则是到了公元10世纪，是从陆路传入。从传入形式上看，内地伊斯兰教的传入并非是传教者的有意所为，实际上是阿拉伯、波斯经商者的无意插柳，是商贸活动带进来的和平传教。而新疆伊斯兰教的传入，则主要是因为喀拉汗王朝萨图克.布格拉汗信仰伊斯兰教有关，并依靠汗国的实力，在新疆南部推行伊斯兰教。后喀拉汗王朝同于阗李氏王朝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与佛教），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全疆。从中不难看出，内地伊斯兰教是从民间外来穆斯林以生活习俗的方式传播开来，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则是从统治者信奉伊斯兰教后强行从上到下的推动相关。从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形成上看，新疆维吾尔族等民族在形成民族共同体后，才信奉了伊斯兰教，而内地回族等民族是在伊斯兰教在内地广泛传播后，将东来的各族人在伊斯兰教的维系下形成回族等民族，其中包括唐宋以来生活在我国境内的阿拉伯、波斯人后裔，并通过与汉族的通婚等原因壮大起来。简单的说，维吾尔等民族先形成了民族，后信仰了伊斯兰教，而内地回族等民族是先有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为纽带，后形成了民族共同体。从文化的影响上看，内地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社会，从形成起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产生紧密的关系。其居住区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与汉族等兄弟民族交错而居，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汉语言在回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和对外交往中起着主导作用，回汉文化的交流也在回族中很常见，对汉文化的学习也普遍为回族人所接受。共同的语言必然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从而使回族一开始就自然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自然而然的对自己的祖国产生热爱之情。回族不仅以汉语为媒介，弘扬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同时又研习中国传统文化，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交融，产生表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并特别重视“和为贵”和民族气节，以爱国为己任。在社会生活领域，由于婚姻、语言、姓氏、服饰、居住、社会交往等的广泛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参与，经济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对回族的社会生活影响是全方位的。

　　从新疆伊斯兰教的文化形态上看，呈现出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新疆的维吾尔族等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和佛教等，后才改姓伊斯兰教，所以具有多神教信仰的基础和传统。也不可能把多神教信仰完全放弃，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持久的磨合和适应的本土化过程。新疆维吾尔等族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其多神信仰和神话体系还是比较相对完整，正是这种深潜于民间的信仰、习惯、风俗、语言文字、交往方式和生活之中的宗教信仰痕迹，构成了改信伊斯兰教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新疆维吾尔等族对伊斯兰教的选择、理解、认同、阐释和再创造，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这也是伊斯兰教在新疆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中国化。

　　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表现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中进程中的多样性和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相适应的途径。因此，坚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方向，应因地置宜，在坚持总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原有已形成的历史基础，使之引导有方。

　　三、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路径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最主要的路径有三种。一是政治路径，强化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二是社会路径，主动融入社会，要懂法、学法，与伊斯兰教各派别与不同宗教与不同民族要保持和巩固和谐共进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文化路径，要将伊斯兰文化放到中华文化大怀抱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用中华文化来浸润，保持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融合关系。并且要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通过教育引导更大范围的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深度影响。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本特点是：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坚持自传自立的传承传统，坚持中道的经学思想，坚持国法之上的遵循原则，坚持实践爱国与爱教的一致性，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进的和谐理念，坚持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经学特点主要表现为：坚持经训为本，弘扬时代进步的教义，崇尚团结和谐的理念，实践社会生活的“两世观”，遵循中正温和的中道教义，倡导适应社会进步的经学新诠释。

　　对伊斯兰教界和信教群众而言，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主要内容为：一是正确处理好爱国爱教辩证统一的关系，赋予爱国爱教新时代的内涵，使之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开展新时代的“伊儒会通”，要紧扣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三是地积极推动伊斯兰教中道思想的普及与实践，要求每个穆斯林都要虔诚信仰，不偏不倚，恪守中道，不断增强人类和平意识、宽容意识、公正意识和团结意识，使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和分辨极端主义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从而使中正温和的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发扬光大，并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重视伊斯兰教协会、清真寺、教职人员在伊斯兰教中国化中的作用，尊重和发挥他们在伊斯兰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引导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五是重点做好伊斯兰教经典新诠释的工作。从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来看，伊斯兰教经典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诠释过程中。现阶段，党和政府支持宗教界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诠释，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从宗教自身提供了实践路径与方法。

　　四、重视伊斯兰教中国化主体的研究

　　近年来，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宗教中国化政策的解读，二是对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经验的归纳整理，而对伊斯兰教中国化主体的研究一直未能深入开展起来，这对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势必产生重要的影响。“宗教的主体是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宗教的中国化必须靠他们自觉自愿，要使他们认识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是要改造宗教，改变信仰，而是要使各宗教更好的适应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伊斯兰教而言，其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体是穆斯林群众和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因此要把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实践的路径和方法向他们讲清、讲透，并得到他们的充分理解和支持。要充分做好教职人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不断提高经典诠释水平，并要通过正确地引导和推动，激发穆斯林群众和伊斯兰教界人士的内生动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体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作者 高占福 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中国宗教》202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