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阿拉伯语叫“古兰”，意为“宣读”“诵读”或“读物”，中国穆斯林称为“天经”，也称《可兰经》。据伊斯兰教传述，公元610年的伊斯兰教历9月某晚，真主命令天使吉卜利勒向先知穆罕默德开始陆续降启《古兰经》经文，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天启”终止。经文说：“这是一部《古兰经》，我使它意义明白，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对众人宣读它；我逐渐地降示它”（17：106）。

《古兰经》通过汇编、流传与翻译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古兰经》的经文汇编在阿拉伯语中叫“穆斯哈夫”，主要指文字著录、编纂成册的《古兰经》。在经文中，据说可以归纳、撷取出55种名称，最常用的有“福尔刚”（准则）、“迪克尔”（训诫）、“胡达”（引导）、“坦齐勒”（降示）等。正式通用的名称是《宝贵的古兰经》或《尊严的古兰经》。

 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古兰经》经历了从口述到抄本、印本的历史演变。中国穆斯林将缮写《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本视为宗教善行。国内发现较早的《古兰经》手抄本现存于北京东四清真寺，抄写时间为元延祐五年（1318），抄经人是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阿杜拉赫曼。明清以来，印刷术逐渐发展成熟，《古兰经》汉译活动随之兴起，历经数百年，先后出现了摘译、选译、通译、全译等形式的汉译本。

     （一）《古兰经》摘译

  明末清初，王岱舆、马注、伍遵契、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在汉文著译的过程中需要引述《古兰经》中的有关章节，曾抽译过片段文字。王岱舆的《正教真诠》称“其中道理悉本尊经”；马注在《清真指南》中“纂辑真经，抽译切要”；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著述中简短引述《古兰经》经文，出现过简短的汉译文字。这些摘译的共同特点是，译述者均持慎重态度，多认为“天经”奥意深妙，不敢贸然揣译，唯恐“涉伪词以背主”，仅限于意译或转述。因此，抽译段落极少。

     （二）《古兰经》选译

 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流传并常诵的《古兰经》节选本，称为《亥帖》。该选本内容包括18个短章(俗称“十八个苏莱”)。以此为蓝本的汉译选本可分两类：一类是音译本，据汉字注音拼读，如余海亭的《汉学赫厅》，杨敬修的《亥帖译音》等。另一类是译注本，即在《亥帖》音译本的基础上，一些对音译本附加汉文注释和意译译文，从而形成了《古兰经》汉译的选译本。如马玉书的《经汉注解赫听》、马联元的《宝命真经》、李延相的《天经译解》、刘锦标的《克兰经选本译笺注》等。这些《古兰经》选译本的共同特点是供初读者诵读和理解经文使用，在译文和注解中夹杂大量经堂用语和阿拉伯文的对音词，因切合实际需要而受到穆斯林群众欢迎。

     （三）《古兰经》通译本

 清末学者马德新最早致力于汉文通译《古兰经》。据载，他已译成20卷，译稿后来大部分毁于火灾，仅存5卷，名为《宝命真经直解》，已付印问世。20世纪以来，有数种通译本问世，如上海《回教学会月刊》发表过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用文言文翻译的《古兰经》3卷，张秉铎出版过前两卷韵译本。此外，由李宗庆口述、成达师范师生笔录的经堂语译本虽未正式出版，但原稿得到珍藏，并有复印本被保存。以上通译本的出现表明，《古兰经》通译乃至全译已是译经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古兰经》全译本

 第一部《古兰经》汉文通译本是李铁铮的《可兰经》。该译本是根据坂本健一的日文译本，并参照罗德威尔的英译本转译而成。译者为尊重穆斯林的习惯，尽力理解经文内涵和语言特征，译文以“直译”为主，意图“求真”和“传其神”。译述态度严谨，文笔简洁质朴，虽有疏漏出入，但有开拓的价值。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

  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一般以总纂者命名“姬觉弥译本”，因资助者为英籍犹太人哈同，又称“哈同译本”。在总纂者之下，另有阿拉伯文、英文、日文和汉文的参证共10人。阿文参证有李虞宸、薛子明、樊抗甫等三位阿訇，都是一时之选。译经过程中，还参照了日、英译本。译者申明，对伊斯兰教“重其道，敬其经”，译文“经再三参订，句求简练，文重雅训”“其目的是为仅解汉文未读阿文者，供此译本以窥大道于万一，非敢以汉文译本代天经也”。译文所用的文言体，古雅朴实，畅达易懂。该译本1931年由上海爱俪园广仓学会出版，线装本，共八册，尽管仍有诸多疏漏，但从学术角度看，还是应予基本肯定。

  第一部直接译自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汉文通译本出自王静斋阿訇之手。王静斋尽毕生之力于《古兰经》的通译工作，在近30年内先后用文言文、经堂语和白话体分别作了三次尝试，于1932、1941和1946年译竣印行了三种译本。他从阿拉伯文直译的中国穆斯林第一部汉文通译本《古兰译解》，由北平回教俱进会刊印，称甲种本。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开始翻译白话文《古兰经》。初稿曾被日机炸毁，后又重译，继而赴宁夏修订，译稿夹有经堂语，因马少云的资助，作为“非定草”“石印六十部。先事发刊，希冀公评”。由宁夏回教协会印行，题名《白话译解古兰天经》，称乙种本。1945年，他重返重庆，与时子周等进一步修订译文，直至“举凡未能决定的疑难之处，大半迎刃而解为止”。翌年与上海永祥印书馆签约付印，题名《古兰经译解》，称丙种本。王静斋的三种译本，以1946年在上海印行的丙种本为最好。丙种本是在乙种本的基础上修订的，注解有脚注，又有边注，共约2000条。在章节后的综合性注释称“略解”，在涉及重要问题的章节后还有详细解释的“附经”。该译本的特点是译文带有经堂语气，精准而接地气，对于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举重若轻，显示出译者的深厚学养。注释有助于普通穆斯林和教外读者加深理解经文内涵，因而大受读者欢迎。2006年东方出版正式再版该书。

 马坚的《古兰经》汉译本文字简洁，意义明确，被视为标准译本，影响范围超过之前所有译本。他主张《古兰经》原文在当年是一种极美妙的白话文，到现在仍然是一般阿拉伯人所能听懂的文章，因此应以白话文译出，实现《古兰经》汉译本的通俗化。1949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刊印附有注释的《古兰经》上册，即前6章或前8卷的白活译本。之后，马坚不断修订、润色译稿，虽抱病在身，仍努力不辍，直至1978年逝世。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古兰经》汉译全本时，由于注释工作没有全部完成，为使体例一致，全译本未加注释，只是加上《古兰经》上册的译者序和译者旧作《古兰简介》（节录）。白寿彝认为，“这个本子的出版，将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上，中国翻译工作上的一件大事。”

 除了上述译本之外，影响较大的全译本还有：

（1）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亦称《可兰真经汉译附传》，1943年由新民书局出版。该书特点是“笔译数节后随附以传释”，在传中以儒道之学附会经义。

（2）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于1947年由北京伊斯兰出版公司刊印，译本采用严格的文言体直译法，带有经堂语气特色。译文简朴庄重，颇见译者中阿文功力。

（3）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于1958年由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理事会出版。该译本是在王静斋丙种本基础上的改译和修订，因此文字流畅，译意准确。

（4）林松的《古兰经韵译》(套装共2册)于1988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刊印，该译本的特点是以带韵散句表达经文内容。

（5）仝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于1989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发行，该译本的特点是参考了英、法、汉等多种译本。

（6）马金鹏的《古兰经译注》于200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译本为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马金鹏先生历时八年完成，特点是中阿对照，并吸收了阿拉伯文的权威经注。

 除了上述六种译本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古兰经》汉译本先后问世，包括全译本、经堂语译本、分类选译本以及简注本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翻译、商务印书馆于2024年9月出版的《古兰经节选简注》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五）最新译本

    《古兰经节选简注》

《古兰经节选简注》是《古兰经》翻译注释的最新成果。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国内著名阿訇经师、专家学者组成翻译组，反复讨论推敲，历经数年方得以完成。该译本特点是：

 第一，译文力求忠实、准确，不仅参考了阿拉伯文《古兰经》权威注释，还参考了王静斋译本、马坚译本等权威汉译本。

 第二，文字力求畅达、典雅，在阿拉伯语与汉语表达习惯不同的地方，既准确传达原文意思，又努力在汉语中找到与之相应的最畅达与典雅的表达方式，如第41章11节译为“他志于造天，那时，天还是氤氲之气”。此外，个别词汇为了保证准确与畅达，采用了经堂语的传统译法，如将马坚译本的“不信道的人”改译为“隐昧者”。

 第三，修正了以往《古兰经》汉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错漏，包括错译、漏译与重复。

 第四，进行分类与简注，包括“信仰篇”“功修篇”“社会篇”“道德篇”“求知篇”“自然篇”“先知篇”“祈恕篇”以及“附录：亥帖”等篇章，并针对一些难点、疑点进行注释。

 第五，反映中道思想与时代精神，经典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一对一转换，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与时代相呼应的理解。该译本结合当前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昌明、宗教和谐的时代背景来理解经文，弘扬中道宽容精神与发展进步理念，摒弃故步自封、狭隘排他的解读，如“社会篇”设有“人类同源”“维护和平”等主题，“求知篇”设有“崇尚科学”“倡导理性”等主题。

 总之，该译本反映《古兰经》汉译本的最新成果，符合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助于解决经典教义、思想观念、教规制度、礼仪习俗等问题，引导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众晓经明义、正信正行，对系统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积极作用。

（作者李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