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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 ——唐朝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交往

来源:孙咏珊   发布时间:2021-02-22 07:47:31   访问人次:3563



      “黑衣大食”这名字蛮有江湖味,不知就里的人会以为这是某某大侠的称号。非也,“黑衣大食”是一地名,即现今的阿拉伯。“大食”为波斯语TaZI之音译,原是阿拉伯部族的名称,自唐代开始成为中国对阿拉伯的统称,《经行纪》《旧唐书》和《新唐书》等均有记载。“黑衣大食”是专指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黑色是他们家族的标志,其服装亦以黑色为主,故名。


谁是杨良瑶

  很多人受清代末年的历史所影响,错觉中国是个守旧且不接受外国文化的国家。事实是,自西汉开始,中国皇帝因各样的理由陆陆续续地派遣使者出使外国,有时是为了显扬国威,又或许是为了建立外交关系,但一般听到读到的都是到东南亚或者是欧洲国家,到阿拉伯世界的则鲜有所闻。原来早在唐朝贞元年间,中国与阿拉伯王朝已有非常重要的外交关系,而当时的外交使者为杨良瑶。

  杨良瑶是贞元时期的一名宦官,陕西弘农人,他的名字于史书中未见记载。全世界都以为史上最早航海下西洋是明朝的郑和,殊不知杨良瑶早于公元785年已从广州乘海路出使黑衣大食。这一切史事的揭露皆因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挖掘出的“杨良瑶神道碑”,神道碑上刻有杨的生平事迹,非常详实,足以改写唐代与大食的关系史。


陕西省泾阳县博物馆藏《杨良瑶神道碑》


  这研究成果有赖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对神道碑的重视与热心。荣教授对这碑的录文进行了理校,进一步把杨出使黑衣大食的历史事件与唐、吐蕃、大食之间复杂的关系、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由广州到巴格达的路线等数据列出并整合,使后人能较综合及完整地窥探唐朝与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荣教授强调,以往人们以为安史之乱后海上丝绸之路便立即繁荣起来,但通过查阅史书,海上交往或贸易是到贞元、元和年间才变得热闹繁荣,这与杨良瑶的出使有莫大的关联。他还指出,这个神道碑的研究空间很大,可以从宦官、唐代政治史、唐代民族关系史等多种角度来研究它。

遣使的背景和缘由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瞬间从盛世的顶峰跌落到乱世的谷地,虽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但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内有实力武将军阀化的问题,外则有边疆防守的烦恼,只好向外求援。

  在众多的周边外族政权当中,吐蕃对唐朝的威胁最大。故宰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之外交政策,即合大食之力,齐攻吐蕃,因当时大食与唐朝一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其时,年满50的杨良瑶受命为聘国使,携带国信诏书,经海路出使南亚和中东国家。根据碑文,杨良瑶是自南海出发,两三年内完成任务,该次出使的主要目的是用和平方式宣扬唐王朝的政治主张。杨良瑶虽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但前往黑衣大食却是他生平最重要及贡献最多的外交出使活动。

非海路不可

  前人教导“欺山莫欺水”,科技稍为发达的21世纪如是,公元785年时更该如是!那杨良瑶何以会弃易行难,走险航海呢?原来当年,若以长安为起点,往西最便捷的方法是经河西走廊信道,但这信道早已落入吐蕃人之手,而杨良瑶出使时,唐蕃的关系亦已破裂。当然,可改以向北先到回纥汗国,再折向西,走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但这路遇到吐蕃和其他部族劫掠的可能性却又大大提高。需知道杨此行的政治与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莫非是要借大食之力灭吐蕃。他们随身携带的诏书,必有“联络大食,进攻吐蕃”等字样,一旦落入吐蕃军队或亲吐蕃部族的手中,使者必死无疑,使命亦无法完成。相反,从广州下西洋,一路上虽然要“经过万国”,但明显与唐朝敌对的国家却没有,所以使者可以放心前往,广州亦是当时远洋航行船舶的集结地。国家的信物和皇帝的诏书相对也容易送达,唯独要考虑如何安全的跨洋过海及天气或气候等问题。





出使成果

  《新唐书··大食传》中的记载:“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杨良瑶下西洋的任务顺利完成,不但成功出使黑衣大食,并对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这点可从出土的文物证明。如果说丝绸、瓷器及茶叶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的主打商品,那么玻璃器则是地中海地区中最具标志性的产物。阿拉伯帝国继承了萨珊王朝的玻璃工艺,制造出绚丽多彩、别具一格的伊斯兰玻璃。在中国境内,多处古代遗存出土过中晚唐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其中,陕西扶风法门寺集中出土了一大批伊斯兰玻璃器,有瓶、大盘、杯等各种器形,共计18件。法门寺地宫于874年封闭,后来证实这批玻璃器属中晚唐跟黑衣大食来往的那段时期,可见当时两国应有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



总结

  同是宦官、同是出海使节,杨良瑶跟郑和于后世人的眼里有明显的差异,将两位历史人物比较时,许多人都说杨的功绩不及郑的。也许杨的军队或规模没有郑的庞大,但不要忘记杨出使时的政治背景,他可是在仅有的资源下创造无限大的事来。不管如何,神道碑的发现与公布为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作者单位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本文刊《陕西穆斯林》202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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