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东大寺
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运河流经区域在经济、文化上迅速发展。当时的大运河沿线城市成为穆斯林商人分布的重要区域，在运河沿岸修建了很多清真寺。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清真寺，与唐宋时期创建的广州怀圣寺和泉州清净寺等有所不同，基本上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体现了中国化特色。
一
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清真寺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主要表现为：采用四合院落式的布局，清真寺通常由沿中轴线有序分布的四合院建筑构成，从清真寺的大门一直到礼拜大殿，不同的院落循序渐进、层层递进；主要殿宇为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望月楼；（邦克楼）也是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通常都采用大门、牌坊、照壁等中国传统的装饰性建筑形式。
例如，面对运河而建的山东济宁东大寺，由沿中轴线递进布局的数个四合院落组成；礼拜大殿7间15檩，由24根粗两围的木柱支撑，上为卷棚式屋顶，由黄绿色的琉璃瓦覆顶；大殿后的望月楼是3层楼阁建筑，上覆六角形楼顶；正门前有三间四柱的石牌坊、八字照壁，清真寺后面也有木构的门楼和牌楼。济宁东大寺堪称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清真寺的一个典型代表。
同时，这些清真寺建筑也包含伊斯兰文化的特色。例如，在建筑装饰上，主要以植物花卉、几何图形等作为装饰图案；在外部色彩上采用绿色或白色，与其他的宗教建筑有所区别。例如，山东临清北大寺的殿宇内就绘有壁画，这是当时庙宇建筑常见的装饰手段，不过清真寺内的壁画内容主要是石榴、葡萄、藤萝等植物花卉，而且采用写实白描的形式，淡墨轻彩，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艺术元素。
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清真寺很多都受到当地建筑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域的清真寺建筑又各具特色。比如，北京牛街礼拜寺的礼拜大殿采用明清时期北方地区常用的抬梁式建筑形式，梁枋上施以“博古”“花齐”等彩绘，后窑殿上有精美的藻井；江苏淮安清江古清真寺的建筑则是淮扬风格，院落式布局，采用木砖瓦建筑结构，以青灰色为主、以白色为辅；而山东运河区域的清真寺则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体态高大、墙体厚重、色彩绚丽。尤其是济宁东大寺的建筑形式与曲阜孔庙相仿，体现出齐鲁文化的影响。
二
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清真寺在建筑上有很多变化。
早期清真寺礼拜大殿的后窑殿屋顶，通常都是砖砌的穹窿顶，而明清时期的清真寺则变为各种形式的楼阁式建筑，这也成为当时清真寺礼拜大殿屋顶造型的重要元素。例如，河北沧州泊头清真寺的礼拜大殿为卷棚式屋顶，后窑殿上部则为六角攒尖顶的楼阁式建筑，远高于大殿屋顶，凸显出挺拔的气势；沧州清真北大寺的后窑殿屋顶上的楼阁式建筑更为独特，有歇山顶、十字脊、攒尖等不同形制，彼此相连，极为壮观。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屋顶是最重要的部分，其形制代表了建筑物的地位和性质，因此明清时期清真寺的这一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清真寺礼拜大殿根据需要而扩建，会形成不同的单体建筑，屋顶就采用“勾连搭”的结构，使整座礼拜大殿的建筑形成一个整体，同时又体现主次轻重；在外观上也形成错落有致、富于变化的建筑美感。如济宁西大寺大殿，在清代扩建之后形成6个单体建筑相连的格局，规模极为宏大。“勾连搭”结构使礼拜大殿的空间可以逐步扩充，因此在平面布局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勾连搭”结构是中国清真寺大殿独有的形式，是中国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特色。
三
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清真寺建筑的中国化特色，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融合。明清时期是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展“以儒诠经”，通过“伊儒会通”来建立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这些穆斯林学者很多都活动在大运河沿岸的城市。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清真寺建筑的中国化特色，可以说是当时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外在体现。这些清真寺建筑遗存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当前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清真寺的建立，与当时大运河所带来的经济、文化交流密不可分。考诸历史，这些清真寺的创建过程与大运河的畅通、沿岸城市的飞速发展的过程基本同步，因此这也是属于大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清真寺建筑所呈现的中国化特色，与大运河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展现了大运河文化多元性、包容性特色，为研究大运河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值得深入探索和挖掘。
（作者单位为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