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季，我自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刚刚建立的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后改名中东研究所）。来到后才逐渐了解到该研究所的成立过程和为何落脚于西安。
1961年4月，毛主席在会见了一批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客人之后提出“要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周总理出访亚非等地区后也深感：为适应我国与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外交关系的快捷发展，有必要加强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
有鉴于此，国务院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接着便迅速成立了“国际研究指导小组”。与此同时，还提出要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
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同期在高等院校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还有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的拉丁美洲研究所、云南大学的西南亚研究所等。可以说，这批研究所的成立是和党中央与国务院的关怀分不开的，实乃应时而生，顺势而立。
伊斯兰教研究所之所以设于西北大学，则是因为它位于中国穆斯林主要聚集的西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上与伊斯兰国家相比邻，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相近，在研究中东伊斯兰国家方面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便于研究人员近距离地接触当地穆斯林，考察和了解伊斯兰教及其对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影响，为开展中东问题研究创造有利条件。而西北大学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名牌大学，它那名师云集的文史哲学科为从事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65年1月，该研究所正式成立。当年教育部就给该所调进了一批研究人员。在我报到之后，又陆续到来六位，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中央党校。在从全国重点院校调配一批研究人员的同时，上级还从财政拨款上给予优惠，以便该所购置阿拉伯文和其他文种的图书报刊。由此可见中央对该研究所的重视。
下面来谈谈本文的主题——阿拉伯语教学在西安。
西安回民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情有独钟，可以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史料记载，唐高宗永微二年，即公元651年，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正式遣使到长安，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此后，阿拉伯国家（那时的波斯、巴基斯坦、阿富汗，甚至印度北部等广大的中亚西亚地区都归属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使节、商人、游客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分居各地，与当地人通婚，逐渐在中华大地形成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西安市的莲湖区就是回族同胞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西安回民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当他们知道西北大学成立了伊斯兰教研究所，有了懂得阿拉伯语的人，便不断有坊上的青年登门求教。像后来任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马希平、创办三宝双喜集团公司任总裁的沙鹏程等都是早期积极要求学习阿拉伯语的西安回坊青年。
西安回族人士中，也有不少人积极支持年轻人求学的热情，如吴健夫、海振山、穆爱华等，都曾先后开办阿拉伯语学习班。他们自筹经费、租赁教室、购置用品、招收学生、延聘教师，还为远道而来的学生提供食宿，真是精神可嘉。作为接受过马坚、刘麟瑞、马金鹏等回族教授教育的我，对西安回族人士举办阿语班，当然义不容辞的鼎力相助，当仁不让地接受邀请去给学生们讲课。
由于要求学习阿语的人很多，为满足社会需求，中东研究所曾支持开办阿语班。规模大的一次有四个班，二百多学生，每人只收二十元的教材费，授课地点设在西安莲湖区庙后街小学，由我和郭宝华、陈开来及卫生厅的阿语翻译杨立华各教一个班，时任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周泽奎、办公室主任刘雪芳等人都参加了开学典礼。然而因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极左思潮仍在作怪。有人认为，学习阿语会助长“宗教迷信”，要求停办。事实上，我们使用的是当时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通用教材，讲授的是阿拉伯语言文化。
在庙后街小学的阿语班被迫停办后，学生们不甘心中断学业。他们中有不少人到研究所找我，希望设法续办，这些青年执着的学习热情令我感动。于是便在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下，借用西北大学附中教室，采取夜校形式继续上课。遗憾的是未能坚持太久而不得不停止。其原因是因为省卫生厅接受卫生部要求，组建陕西省医疗队赴苏丹的援外任务，要我出任阿拉伯语翻译，这一去竟达两年之久。而自苏丹回国后，又赶上了陕西省水电工程局赴伊拉克承包工程的任务，我便又去做了两年的翻译工作，因此，虽然对丢下阿语班学员于心不忍，却也实在爱莫能助。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形势发展变化，为搞好回民工作，西安的各个清真寺需要一批新时代的阿訇。于是，西安市民委便委派马希平同志负责举办了一期新型的满拉培训班，地址设在小皮院清真寺，由我教阿拉伯语，王怀德同志讲授伊斯兰教史。这个班的学员有刘瑞林、马迎春、马权英、马明义、马益平、贾喜平等……他们都是从回民坊上挑选的优秀青年，个个刻苦努力，勤奋好学，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走上工作岗位后也都表现得很出色，有的去清真寺主持工作，有的活跃在伊斯兰文化研究会，还有的走上领导岗位。他们为弘扬伊斯兰文化，为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为回汉民族的和谐相处作出了贡献。
1988年夏季，根据社会需求，经教育部门批准，西北大学正式开设了阿拉伯语言文化大专班，学制定为三年，学生30名，都是参加当年高考的西安回族青年。这年的八月份，我刚从埃及开罗大学进修回到研究所，赶上了阿语班的成立，接受了这个班的教学任务。当时，全国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等院校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洛阳军事外语学院，西北大学为全国第八家。遗憾的是，按照上级规定，中东研究所是以开展研究工作为主的单位，这班学生毕业后未继续招生，阿拉伯语教学再次中断。
关于西安地区的阿拉伯语教学，据我所知，西安外国语学院（即如今的西安外国语大学）也曾计划开办阿拉伯语专业，且在“文革”以前已经付诸行动，于1965年开始选派学员去外地接受师资培训。如赵振理等人就是以当时的俄语系抽调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阿拉伯语的。可是那场“文革”运动把原有的计划破坏了。
令人高兴的是，2005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终于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马福德博士也于2006年加盟该专业任教。从而使西安地区的阿拉伯语言文化教学走上正规，不仅招收本科生，而且已经培养出了几届硕士研究生，真是可喜可贺。
以上为阿拉伯语教学在西安的简记。
本人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其中心任务是根据形势需要从事中东问题的研究。作为个人志趣则喜欢从事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研究，这里不作赘述。在多年来从事的各项工作中，阿拉伯语作为桥梁和纽带拉近了我同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感情，这感情将伴随我终身。
（作者黄运发先生为西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