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回族清真寺建筑及其文化意义为切入点，从政治认同、文化吸收和适应发展三方面，详细论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清真寺建筑中如何体现。指出回族穆斯林一方面坚守伊斯兰教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同时能够做到对不同时代国家权威、政治体制的严格遵从;对中国主流文化精髓的吸纳与再创造;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回族先民在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努力使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主流汉文化融会贯通，为伊斯兰教的传承和发展获得更大空间，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并在客观上不断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清真寺建筑；本土化；共性特征；文化差异

 

引   言

　　宗教是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但不同的人类群体实践同一宗教的具体形态往往有所差别。因此，人类群体的跨区域流动必然伴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大量已有研究表明，一种宗教文化传入新地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自身适应、创新与发展的本土化过程。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教于7世纪初创立于阿拉伯半岛，历经近1500年的发展，传播至亚洲、非洲、东南欧等广大地区，同时亦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而形成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融合了大量本土的文化因素。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其基本含义是在坚持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主动适应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一些方面呈现中国文化特色［1］。

　　具体而言，又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经宋、元、明、清、民国历代1000多年发展，成为中国五大宗教之一。各个朝代政策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面临的具体情景不同，其本土化的内容和策略亦会不断调整。第二，伊斯兰教中国化本质上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2］。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人口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口的地域性差别较大，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分别受到不同民族各具特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影响。因此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既具有共性特征，同时又表现出诸多差异，理解这一过程需要结合这两个维度，既要把握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化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要把握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共性与个性。

　　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既是神圣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实践伦理。因而，从人们具体的实践行动来把握中国穆斯林如何吸纳传统文化要素，从而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正如格尔兹所说，人生活于自己编织的文化意义之网中，理解人的行为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其文化意义［3］(P5)。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必然遵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文化准则，但同时他们也将中国本土的文化观念吸纳进伊斯兰文化体系，编织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之网。这张意义之网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各种形式外化于他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以致后人可以通过对那些外化的象征符号分析来辨析当事人编织的文化意义之网。

　　然而，文化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意义体系。“因为文化形态正是在行为之流———更确切地说是社会行动———中得到表达的”［3］(P14)。清真寺建筑是穆斯林实践伊斯兰教信仰的关键场所，同时也是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理解、实践、创新过程最集中的外化体现，一方面，清真寺建筑的变化发展历程能反映其背后行动者的思想、态度与实践行为的变化；另一方面，清真寺建筑本身即是一个意涵丰富的象征符号，符号所蕴含的象征含义正是其建造者所处时代特征和当时人们的伊斯兰文化观的浓缩体现。通过对清真寺建筑符号意义的细致解读，可以把握一定时空范围内伊斯兰文化的变化特征，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时代内涵。

　　因此，本文试图以回族清真寺为例，通过对其建筑文化的多维呈现和细致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本土文化因素如何被实践者创造性地纳入伊斯兰文化，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从而有助于思考当下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特征与时代走向。

一  回族清真寺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在中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回族在伊斯兰教中国化方面具有典型性。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不同，伊斯兰文化在回族外来祖先中的存在和传播远比这一民族的形成要早得多。它最初以“侨民文化”出现，是客居中国的外国穆斯林侨民的宗教信仰和维系生活的精神纽带［4］。这一群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公元7世纪中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和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经商、定居。到公元13世纪，伴随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西征，大批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人们随军东迁，与此同时，许多穆斯林商人因东西交通大开而纷纷东来。导致中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大幅度增加。当时，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被官方通称为“回回”，最终成为回族的主要外来族源。明代，仍有中亚等地各族穆斯林入附中原，被安置定居，也成为回族族源的一部分。而在此过程中，东来的穆斯林与汉族为主体的包括蒙古、维吾尔等民族不断通婚、融合，逐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因此，中国回族从严格意义上看，除了先民们带入的伊斯兰文化和落籍中国后所接受的汉文化外，并没有自己所谓的民族传统文化。今天所称的回族传统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族文化直接碰撞与交融的结果［4］。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回族人口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大都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经济相对较为发达。这些地方正是汉族文化存在和影响较大的区域，因此，回族的先民与汉族文化的接触频繁而深入，受其影响相对较多。从明代经堂教育到汉译经典，众多回族学者通过以儒诠经的方式推动了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从“顺主忠君”到“爱国爱教”，是回族伊斯兰教中国化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集中体现［5］；从语言到日常生活中的服饰特点，从风尚习俗到节日庆典等等，无不透射出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回族身上的巧妙结合；而清真寺建筑则因其在回族宗教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融思想文化、建筑技艺、实践体验于一身的特点，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载体。

　　建筑同所有其他文化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伊斯兰文化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如何在社会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长久发展下来？在回族清真寺中，我们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这些古老的清真寺都是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后的创造物，是回族文化表达的一种实物呈现。从这些建筑上，我们可以看到回族对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吸收、运用和发展；可以看到其对伊斯兰教思想的深入解读与中国化表达；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元素创造性地被重新组合，成为回族建筑文化所独有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回族的审美情趣，体悟到这个民族其文化背后深藏着的生存智慧，进而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  积极健康文化的源头

　　明代回族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产生。明朝统治者的政策一方面加快了人口融合，尤其是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从而加速了回族的形成；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信仰虽伴随着融合被坚守下来，但由于信仰实践者由早期完整保留异域语言风俗的唐“蕃商胡贾”逐渐变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帝国臣民，其伊斯兰信仰面临着传承危机，急需改变来适应巨变的新情况。这种变革以伊斯兰思想中国化为代表，同时通过回族伊斯兰教实践者的行动表现在各个方面。与此相应，明以后的回族清真寺建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因此，本文选取清真古寺也基本为明代以后的建筑，其建筑特点很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回族先祖的精神文化风貌。时至今日，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又给它们打上了深浅不同的烙印，将回族发展的历史融入一砖一瓦中。虽然作为文物古迹多被精心保护，但其适应时代发展的脚步不曾停止，而是用温和的方式继续传达着当代回族的精神世界。本部分即以政治认同、文化吸收、适应发展三方面展开分析，透过清真寺建筑这一窗口，呈现回族伊斯兰教如何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融合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精神，从而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

　　(一)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历史上，作为外来文化的持有者，只有认同不同朝代至高无上的皇权、刑法律例、等级制度等，并为国家和君主创建功勋，才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前所述，明代是回族作为一个统一体正式形成的时期。其先祖无论在朝在野、是文是武，历代都辈出贤德之才，是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集大成者，在现世生活中忠君爱国，在精神上坚守伊斯兰信仰。这种政治认同体现在清真寺建筑上，一方面是对中国皇权礼制的认可和严格遵守，另一方面是对帝王敕建清真寺、为清真寺题字等的重视。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深受儒家文化“礼”的制约，体现为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因为儒家认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秩序是立国兴邦的人伦之本。屋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其等级限制十分严格，从最高等级的庑殿、歇山、悬山，到最低等级的硬山顶，且重檐屋顶比同类单檐屋顶等级又高一些，由此形成了完整的等级序列。通过建筑的面貌，其社会等级一目了然。明代以后，庑殿顶、歇山顶作为伦理品级显贵的大屋顶形式，一般只能用于宫殿、帝王陵寝和大型寺庙殿宇之上，以其庄重、雄伟之势表现帝王的至尊，其中庑殿顶等级最高，只有皇家建筑中才能使用。这些回族古寺的大殿最常使用的就是仅次于皇家庑殿顶的歇山顶。除了遵守国家的等级制度，也说明当时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单檐歇山式大殿（面阔七间）

　　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的装饰也十分讲究。从正脊吻兽、压脊小兽的造型、数目到屋瓦的颜色等都与“礼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一套严格缜密的建筑等级制度。在敕建的清真寺中，必须按照制度规定来进行装饰，因此，在许多清真古寺大殿、邦克楼等功能建筑的屋脊上，各种神兽造型的脊饰清晰可见。而这些在中国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屋脊装饰，也是清真寺最好的保护伞。然而，众所周知，“认主独一”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因此，礼拜大殿内外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人物或动物造型。而这些脊饰一方面是对礼制的遵守，同时向世人昭示着清真寺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有以物配主之嫌。面对这一看似冲突的现象，回族宗教人士的解释是，中国文化传统讲“画龙点睛”，通过点睛之笔赋予动物以生命，那些清真寺建筑上的神兽虽然大致与其他建筑无差别，但实际上却都被做成了“有眼无珠”的造型。无珠的眼睛是空洞的、没有生命的，因而它们不能算完整的动物造型。这种细微的变化，既不会因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巧妙地回避了以物配主之嫌。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建筑屋檐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建筑屋檐

　　中国古建筑中，装饰色彩也体现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在五行说中，黄色、金色代表中央权力，象征高贵与华丽，因而在清代被规定为皇家宫殿的御用色，即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黄色为皇家建筑专用的屋顶颜色，且绝大部分都是用色彩鲜艳、富有光泽的琉璃瓦，营造出皇家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庄严肃穆的风格。由皇帝敕建的宗教建筑或宗祠也可使用黄色琉璃瓦。皇宫以下的建筑，如坛庙、王府、寺观等按照规定，屋面颜色为黄绿混合、绿色或绿灰混合。清真古寺的屋面基本符合这样的情况，多以绿色琉璃瓦进行装饰，同时依情况不同配有黄、赤、蓝等色琉璃瓦饰。如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三间厅和大殿的屋顶上曾经都有皇帝御赐的黄色琉璃龙瓦，其中三间厅上的明黄龙纹滴水瓦保留至今。这些都很好地表明了自己的地位与身份，低调地告诉世人这是一座皇家修建的伊斯兰教寺院。

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三间厅

　　明清两朝官方修建清真寺数量明显增多，一方面由于明代开国功臣和各朝文武官员中有很多回族，因此明朝历代君主对伊斯兰教也保持尊重，并敕建清真寺。朱元璋继位不久，就在南京三山街和西安子午巷各敕建清真寺一座，并亲撰《至圣百字赞》赐予清真寺，后来被雕刻在全国各地清真寺的显要位置，有些保存至今。另一方面，明清两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不少清真寺通过各种渠道谋求“敕修”的荣誉以求官方之保护。

御制《至圣百字赞》

　　大学习巷清真寺初建于唐，兴盛于明，现在大寺的规模、照壁、石牌坊等建筑都是出于明代。石牌坊的门楣处有“敕建六次”四个大字，意为这座清真寺奉皇帝的命令修建过六次，这是坊上穆斯林至今引以为豪的地方。在敕修的六次中，其中一次由朱元璋命著名的回族将领铁玄负责重建。三间厅内至今仍悬挂着“敕修寺”的牌匾，落款为铁玄。

　　青海湟中县的洪水泉清真寺始建于明代，后以清乾隆年间最大一次扩建形成现在规模。古寺的屋脊、柱头雕有数处龙凤造型。众所周知，龙凤图案为皇家专有，民间须御赐才能使用。此外，在大殿后窑殿板壁隔扇上雕有“不习音问不自为，只缘无极体真知。光传混沌初开后，命立乾坤未有时。受戒受经兼受诏，为王为圣又为师。唯遵钦旨街前兴，杜绝千秋万古凝”的诗句。诗中“受诏”一词，“唯遵钦旨街前兴”一句，皆有遵奉皇帝圣旨之意。而大殿前檐象征皇权的龙凤木雕亦可与诗句互为印证。据当地老人们讲，原来后窑殿圣龛的左侧曾竖有一块高约1．2米的牌匾，上书“皇帝万万岁”七个金光大字，1958年被毁。不仅如此，古寺唤醒楼中还保存着一副抬埋体的木质板匝，据说也是明代皇帝御赐。寺中这些象征着皇权、彰显着伊斯兰教地位的古迹，以及它们背后的猜想和传说至今依然为当地回族百姓津津乐道，将其视为珍宝。这些无不说明回族先祖对历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的认同与看重。

青海洪水泉清真寺

洪水泉清真寺屋脊造型

　　(二)文化吸收

　　明代以后的清真古寺在建筑技艺、院落布局、取材用料等方面已完全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总体布局遵循中轴对称的原则，院落层层递进，门前照壁，院中门坊，都是分割院落空间常见的手法，以此显示建筑物的尊贵地位，并通过地势高低的变化突出礼拜大殿的核心作用。清真寺内建筑完全采用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造型，飞檐斗拱，歇山、硬山、攒尖等屋顶样式灵活多变，巧妙组合，鸱吻、雀替、脊饰随处可见，半圆形的穹顶已不复见，或取消或被攒尖造型取代。唯有大殿屋顶正中或邦克楼上的一弯新月始终如一，成为清真寺的象征。不仅如此，回族先民还根据实际需要将传统建筑技艺继承发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回族清真寺建筑风格，区别于庙宇道观等。

西安大皮院清真寺大殿

　　1．平面布局的灵活多变

　　与中国其他宗教建筑相比，清真寺礼拜大殿的平面布局更加灵活多变。佛道教的庙宇殿堂中，佛、神的塑像永远是空间内的视觉中心，而平面布局的方式为了满足人们与偶像最近距离接触，常常是以塑像为中心，向塑像的前方和左右两边延伸，因此一般呈正方形或浅而宽的长方形。而伊斯兰教强调认主独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因此大殿内不会出现任何塑像。中国穆斯林礼拜时只需面向西方的麦加克尔白即可。所以礼拜大殿在找准方向的前提下，平面结构完全可以根据礼拜人数、地形、建筑技术而任意发挥，一般多呈现正、反的“凸”字形以及“十”字形、“工”字形等，最为常见还是进深较深的长方形和“凸”字形。

　　2．“勾连搭”技术的巧妙运用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通常以“间”“架”决定建筑的规模。间架数量限定了单体建筑平面和体量。由于木结构梁架宽度的限制，传统建筑房间的进深是有限的，为扩大面积，常将房间并排相连，面阔多为单数，三、五、七间不等，最多为九间。但在中国古代，九是最为尊贵的数字，如人们常说的“九五至尊”，因此只有皇家才能使用。民间的房屋最多面阔不过七间。但是，随着回族人口的不断增长，礼拜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礼拜大殿的面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北横向扩展的空间是有限的，从实际来讲，单一的横向扩展既会造成空间的浪费，又不符合正常的审美标准。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回族运用传统的勾连搭技术，将每一排房间前后相连，并且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增减搭连的排数。这一方法被普遍用于各地清真寺大殿的修建上，成为回族建筑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部分。

　　3．空间结构的有序分割

　　从结构来说，古寺的大殿一般分为卷棚、殿身和后窑殿三部分。卷棚，又称出厦、抱厦，简单地说就是大殿门前的厅廊。修建卷棚时不起脊，而以弧线与殿身屋顶前后坡相连，下面由立柱支撑，是进入大殿前的过渡空间。卷棚是大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由于礼拜时必须脱鞋方可进入大殿，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卷棚便可起到为人们和他们的鞋子遮蔽风雨的作用，此外也使大殿不会直接暴露在眼前，在视觉上起到协调和装饰的作用。后窑殿即大殿内最后一脊下的空间，是整个大殿西壁及米哈拉布的所在地。后窑殿的样式变化丰富，整个装饰也比殿身更为华丽，以凸显其重要性。后窑殿米哈拉布中央设壁龛，顶部一般为砌上露明藻。开间数或与殿身相同，或少于殿身间数。现存古寺的后窑殿中，比较特别的是河北定县清真寺，其后窑殿为一砖作无梁小间，通过一小段圆拱形通道与大殿主体相连，下部空间为正方形，上部内为半圆拱顶，是元代的砖砌斗拱，外部则在明代维修时，做成了攒尖亭顶，这种形制一般出现在明以前，是回族形成过程中，中阿建筑文化融合的一种体现。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逐渐被现在大木起脊的前后搭连的方式取代。有些在后窑殿与殿身相连的部分设木作落地罩，以示区别。卷棚与后窑殿之间的部分为大殿的殿身，是人们主要的礼拜空间，根据需要进深间数不等。

河北定州清真寺礼拜大殿

河北定州清真寺礼拜大殿后窑殿

河北定州清真寺礼拜大殿与后窑殿外部

　　在建筑文化中，除去形构技艺，最能体现人们在思想层面精神追求的当属建筑装饰。明以后的清真古寺中，除通过阿拉伯经文书法、蔓藤花卉、几何纹样等突出伊斯兰文化外，越来越多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吸收并非简单的接受，照猫画虎，而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些在雕刻装饰与楹联匾额中表现最为突出。

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同心清真大寺是宁夏最著名的清真古寺之一。寺内现存的大量砖雕作品和楹联匾额皆是明后历代的珍品。大寺照壁左右八字墙面各有一幅圆形砖雕，内为烫金阿拉伯文书法，北面一副意为:确是，近在真主跟前最喜的教门是伊斯兰教;南面一副意为:确是，清真寺是唯独安拉的，在寺内你们不要呼吁别的物什。照壁正面(东面)中间的“月藏松柏”砖雕图，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作品，苍松翠柏间，一轮明月隐约其中，清泉自松间流淌。构图精美，造型生动，让人一看便有身临其境之感。月亮，是伊斯兰教的象征，因为伊斯兰教历的制定以月亮的圆缺为依据;松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万年常青之意，象征着长寿和永恒。回族穆斯林将二者巧妙结合，寓意伊斯兰教为永久的宗教，将万古长青。而在照壁及八字墙的边缘处雕刻着道教传说中的“暗八仙”①，刀法细腻。这里取其抽象的吉祥美好之意，以表达一种祝福。这反映出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印证。

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照壁

　　殿外两侧的八字墙上，雕刻着精美的砖雕。这些富有创意的砖雕是中阿文化交融的见证，体现着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碰撞与融合、排斥与包容的多元文化内涵。作为建筑的重要装饰，其形式与内涵同样重要，有时甚至先于内涵而被人们感受到。左侧砖雕中荷花和青竹分列两边，中间一大圆环外饰牡丹花卉，内为文房四宝，博古架上陈列着《史记》等旷世巨著，东周列国、宝鼎，精美配饰等稀世珍宝。全图配以“金玉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的妙文佳句。如此可见，伊斯兰教十分重视穆斯林的道德品行，将明代的名言佳句刻在穆斯林每天礼拜必经之处，以时时提醒人们要有像金玉般美好的心灵，芝兰般香气四溢的居室环境，要结交仁人志士，向高风亮节者学习。右侧砖雕，图案形式与左边整齐对称，只是两边以梅花和牡丹，圆环中雕刻着伊斯兰教、道教和佛教日常使用的宗教器皿，以及钟表、字画等古物。两边配以“朕进唐兵移在西域，更换回军来至中国”的对联。砖雕中选择夏荷、青竹、冬梅、牡丹中国传统文化中钟爱的植物，寓意深刻。竹，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处也虚心，其崇尚气节而又谦虚谨慎的性格，自古为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中国文人所钟爱;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寓意着穆斯林应当洁身净心，处浊世而行妙事;梅，岁寒三友之一，笑迎风雪，傲然卓立，代表着坚韧不屈的节操，而冬梅报春之喜，又展现了其积极乐观的精神，自然引起穆斯林的共鸣而备加喜爱;牡丹自古便是大富大贵的象征，伊斯兰教倡导两世吉庆，因此，通过正当的方式追求财富是合情合理的，但富贵的同时不能忘记济贫扶弱，为主道出散施舍。建寺之人希望通过这种寄情言志的方式，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礼拜修身近主、养性近圣的功用，是回族先祖们借博大精深之汉文化表达伊斯兰思想的文化追求。这些砖雕正是回族穆斯林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重要符号载体，也是伊斯兰思想中国化的集中体现②。

同心清真大寺殿外两侧砖雕（左）

同心清真大寺殿外两侧砖雕（右）

　　自礼拜大殿最深处两根明柱始，向外每两根明柱上均挂有一对楹联，内容依次为:

　　尔来礼拜乎?须摩着心头干过多少罪行，在此处鞠躬叩首；

　　谁是讲经者?必破除情面说些警吓话语，好教人入耳悚神。

　　真教衍西方，发微阐幽，但愿谨遵天命；

　　大道传东土，开来继往，唯望恪守圣行。

　　生天生地并生万物，仰真主之大生生生不已；

　　化人化神皆化百灵，溯至圣之妙化化化无穷。

　　昭事必诚，方是追源抱本；

　　致斋以敬，惟期忍性动心。

　　天命不敢违道，完五功，方见独一真光；

　　人心尤宜尽理，通三乘，得开百年暗幔。

同心清真大寺礼拜大殿

　　明代随着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汉语也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普通穆斯林大众已无法看懂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经典，宗教传承面临困难。明中叶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首倡经堂教育，汉语言文字随之进入回族穆斯林宗教实践。在此后延续数百年的“以儒诠经”运动中，一批著名的回族经学家又运用汉语言文字，以儒家经典学说系统阐释伊斯兰教教义学说、教规教律，成就了《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一批内容丰富、思想精深的汉文经著，同时形成了很多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汉文伊斯兰教术语，如真主、真一、普慈、特慈、教乘、道乘、清真、五功、五典等，为教内广泛使用。这一系列文化运动，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回族伊斯兰教传承面临困境的问题，还使伊斯兰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发展。这些经典之作也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上述这些古寺内警醒世人的楹联匾额，正是伊斯兰宗教语言中国化的民间印证。伊斯兰教思想的中国化，是在中国语境下进行文化创造实践的最高境界，也是特有的知识和技能获得的过程，见证了中国伊斯兰教学者一代又一代的成长过程，也见证了中国伊斯兰教自成独立体系的发展。

　　(三)适应发展

　　应时而变，为适应变化的时代环境而自我调整是伊斯兰文化包容创新的重要体现，同时亦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应有之意。作为伊斯兰教最核心的公共宗教场所，清真寺建筑也在很多方面充分地体现这一特点。

　　扩建于明代的化觉寺是西安回坊中最负盛名的清真古寺之一，今天看到的化觉寺在主要的建筑形制上基本上保持了明代的风貌，但却并非一成不变，在它的很多细节之处都体现出与时俱进、紧握时代脉搏的睿智。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砖雕

　　化觉寺敕修殿外墙上有两幅精美的砖雕。右边一幅以荷花为主题，成作于清中后期，但它并非寺里原有，而是从别处收来，在早年清真寺维修时加上去的。荷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形象，但在此处回族却赋予了它更加丰富的内涵。首先，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图中舍去了污浊的淤泥，将纯洁的荷花置于宝瓶之中，二者相配，取其谐音，恰为“和平”。“伊斯兰”本义即为和平。清真寺希望借此告诉世人，伊斯兰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其次，分开来看，回族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既然如此，就难免会接触甚至自身会带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而荷花作为花中之君子，象征纯洁美好的品质，清真寺希望借此不断提醒告诫人们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并不是头顶白帽、头戴盖头就是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用实际行动让其他人了解自己，消除误解，而不是涂黑自己。宝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有保佑平安之意。伊斯兰教倡导穆斯林遵纪守法，一为国法，二为教法。只有遵纪守法者才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平安。作为穆斯林只有不断地用自己的言行对真主表示感恩，才能得到真主的保佑。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砖雕

　　化觉寺的偏院古时为跑马道，现在院墙上所见砖雕都是大寺1990年维修时精心设计添加的。花瓶、苹果都取和平、平安之意。以大白菜为主题的砖雕本是晋商文化，过去回族集中在西安城的西北角，而山西晋商则在城西南开辟了一块聚居地。他们对房屋非常讲究，这两幅砖雕就是晋商旧宅的遗物，白菜，白中带青，寓意清清白白做人，西安人常常调侃晋商，“山西九毛九”，意思是山西人做生意，绝不缺斤短两，做事非常认真。而不同文化之间很多理念是相通的，伊斯兰教也要求穆斯林要谨言慎行，清清白白做人，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吸收与采借，把异文化的元素为我所用，表达新的思想。这些都是用其他民族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文化。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砖雕

　　2000年左右，偏院又添了“和为贵”为主题的砖雕。“和为贵”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理念，也符合当下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这是马良骥阿訇的创意。马阿訇走过很多地方，看到国内外很多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深感痛心，他便借“和为贵”三个字来表明伊斯兰教崇尚和平的理念。这一系列的符号不断地强化一种理念:这座清真寺既是敬畏真主的场所，又是向真主祈求和平的场所，伊斯兰教是热爱和平的宗教③。

　　化觉寺里保存了许多西安城内因人为破坏、拆迁等遗留下来的文物，如上文中的多幅砖雕作品，此外，还有由蝴蝶楼直通月台大殿的一条南阳白玉中轴线，便是民国冯玉祥将军所建珍珠泉拆迁时留下的。这些旧物重新用在清真寺的建筑上，既起到了美化的作用，保护了历史文物，也向世人表明一种态度，传达一种积极的信号，即回族伊斯兰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只要是中华文明中优秀的部分，无论属于什么民族，什么地区，他们都愿意尊重、吸收和保护。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旅游景点，化觉巷清真寺每天都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中外游客，不断地将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建筑背后的故事和回族穆斯林当代精神传达给更多的人。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

结 语

　　本文以回族清真寺建筑及其文化意义为切入点，从政治认同、文化吸收和适应发展三方面，详细论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清真寺建筑中如何体现。指出面对中国大的社会环境，回族穆斯林一方面坚守伊斯兰教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同时能够做到对不同时代国家权威、政治体制的严格遵从；对中国主流文化精髓的吸纳与再创造；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同时亦是伊斯兰教民族化过程。除了作为宗教文化特有的原因外，伊斯兰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主动适应和自觉再造是其实现中国化的根本原因［4］。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众多穆斯林民族可能具体路径不同，呈现特点各异，但基本理念是相通的，即坚守和适应，这些在回族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回族清真寺建筑符号的文化分析可以看到，回族先民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通过以儒释经等一系列努力，使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主流的汉文化能够融会贯通，并外化于建筑艺术中。由此，伊斯兰文化在经历了与儒家文化的强烈碰撞后，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优秀的适应能力，开放包容的心态，始终坚定的信念，善于学习和吸收的能力，源源不断的创新力，使回族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这种特点并不因为时间流逝而变弱，反而赋予文化能屈能伸的品格，使文化的“永生”成为可能。

注释：

①雕刻或彩绘“暗八仙”，即道教八仙的八种法器，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建筑中常用的手法，同心清真大寺将其借用于此，取其抽象的吉祥寓意。这种文化的采借亦见于其他一些清真古寺中，如青海洪水泉清真寺木雕。

②对同心清真大寺中建筑符号文化含义的阐释皆整理自本人田野调查中对寺内人员的访谈记录。

③以上关于化觉寺内砖雕的解读都整理自寺内专职讲解员白博老师。

参考文献：

［1］马明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5)．

［2］金宜久．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J］．回族研究，2012(3)．

［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纳麒．从回族角度谈伊斯兰教的中国化［J］．回族研究，1999(4)．

［5］马宗保．伊斯兰教中国化及其动力机制———以回族地区伊斯兰教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3)．

作者：孙嫱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