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重要特点，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必要元素。在新时代的发展，总结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特点，建立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是穆斯林学者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件必须去做的事情。

　　那么，中国伊斯兰教是否有经学思想？经学思想形成过程（时期）是怎样的？中国伊斯兰教应该构建怎样的经学思想体系？就有关问题，本文作一初探。

　　一、宋元时期特点：没有中国化的经学思想

　　从唐朝至元朝，伊斯兰教还处在初传时期。即，唐宋元各代，伊斯兰教务活动一直掌握在外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手中，没有形成中国人或中国穆斯林的信仰教育和经学思想。首先，直到元朝，伊斯兰教在中国并没有固定的名称；其次，直到元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实际上以外来穆斯林为主体。（白寿彝《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唐乃至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对这一时期的人们来说，仍然极为陌生或者并不了解，甚至对于一定的文人还有错误的认识。如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把伊斯兰教称为“大食教度”。说“遵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孙，故诸国归敬焉。”可见，当时穆斯林的信仰、对伊斯兰教的遵行，基本仍属于侨民的宗教，只局限在穆斯林蕃商的圈子内。由于伊斯兰教育不是本土化教育方式，伊斯兰教传播理念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理解和接受，所以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以致于一些汉族学者以“佛”来比拟穆斯林尊奉的主宰安拉和其使者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礼仪也习惯上多与佛教相比而称作“大食教度”。所以，这些都反映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并非实质性的发展过程，而只是侨民的宗教。之所以达不到实质性传播与发展，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真正介入到发展伊斯兰教的中心。

　　历史上支撑着东南沿海伊斯兰教繁荣的，多为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当时他们并没有目的性很强的教育理念，而只是客观地针对侨民的传播，这种方式是非常脆弱的，是局限的，至少没有得到本土的大规模响应，如浮萍般没有任何根基。如果政策有变，表面的“盛世”将即刻倾覆。比如明朝的海禁政策，就使得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了危机。

　　元代，蒙古军队在征服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征集了席卷西亚、中亚时的“西域亲军”，多数是穆斯林。战后这些“色目人”大部分就地屯聚牧养，进入了农村经济生活，渗入农业社会，与土地牢牢结合。这样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在东南沿海，在西北地区都有了穆斯林，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景象。不过这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基本上是西亚或中亚穆斯林的移植，同中国文化结合得还不是太紧，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特征。例如元朝史料称他们是“答失蛮”“木速儿蛮”“迭里威士”，其实就是正统逊尼派、什叶派和神秘主义的苏非派，都是西亚、中亚国家伊斯兰教派的特征。其教义教法仍保留着原来的形式，或者各行其是，处于比较散乱的状态，经学内容没有体系可言。

　　可以说，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没有形成中国化的经学思想。

　　二、明末清初特点：探索中国化经学思想

　　1、出现了匡扶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师

　　公元16、17世纪发生的变化使伊斯兰教更富有中国的国情。由胡登洲开创的以培养伊斯兰教经师为目的的经堂教育是经学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回族，明代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西安府咸阳县渭城里（今咸阳市渭城区东）人。自幼聪敏绝人，灵慧逾众，初在私塾学习汉文和儒学，稍长后，拜渭河南岸一位高姓回民为师，学习阿拉伯语。胡登洲在初步掌握了汉文和阿拉伯文之后，开始钻研伊斯兰教的经典。由于当时朝廷限制伊斯兰教的发展，阿拉伯文的经典不易见到，从而给他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嘉靖（1522—1566）年间，胡登洲曾前往麦加朝觐。回国以后，虽然四处经商，富甲一方，但其弘扬伊斯兰教的心志仍坚定不移。大约到了隆庆五年（1571），胡登洲年及50岁时，这一宏愿才得以实现。“先生幼习经学，于讲究间，虽明义理，然只可以汉音之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必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可启后世之蒙，能泄先天之秘，而终不果，年及五旬，宏学之念，久蓄于衷，而犹未以告人也。”

　　清康熙年间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明清之际自胡登洲及其以后28位经学学者的事迹,对他们启蒙教育接受儒家学说转而研习伊斯兰教经典教义、教法、哲学以及经学教育对学生的遴选和教育方法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堪称研究明清时期经学教育的珍贵文献。自经学教育产生到发展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穆斯林经学教育尽管在形式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主要思想和基本课程却始终保持了原有形态。

　　这种学校还用经过改造了的儒家、佛教、道教以及中国民间传统日常语言，赋以伊斯兰教意义，达到弘扬伊斯兰教的目的。这使多数中国人接受起来方便，试图建设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化伊斯兰教。经堂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宗教和文化水平较高，许多地区聘请他们任清真寺开学阿訇管理教务，并且还任清真寺经文学校教师，集教学和掌教于一身，是教坊内最高精神领袖，成为具有情怀的经师。

　　2、具有了与中国文化结合的特点

　　胡登州--冯二先生--冯伯菴--张少山和马真吾--常志美（1610--1670年）；

　　胡登州--冯二先生--冯伯菴--张少山--马君实--王岱舆（1573年——？）

　　经过几代人、百年的涵养孕育，具有中国文化熏染的经学思想逐渐衍生，至王岱舆而大成。胡登洲先生创办经堂教育，主要目的在培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人才。但他同时重视对经学人才的汉文化学习，据说，他“及慕本教经书，欲译国语，以为斯土万世法。后客都门，年及半百，崇延名师，谙习经书，由是过目成诵焉”。在他这个认识的影响下，后来的经学家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王岱舆、刘智的学术著作，不仅推动了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的研究，更深化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马明龙为胡登洲三传弟子，师从冯少泉和冯伯菴。其为明清之际杰出的伊斯兰经学大师，在早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经学系传谱》记载，面对诸司道官员关于伊斯兰教的提问，他没有用阿拉伯文原典话语给以解说，则改用儒学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语句，给以解释，官员感到满意。这说明，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教经学家，有的对儒学的学习和理解、认同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已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进行比较、对话。王岱舆就出自马君实的门下，其学问得名师传授，有经学传承和渊源。王岱舆著书中的学术思想，当然是他自己的思想结晶。也应该看到他也继承和发扬了马君实等一代穆斯林学术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

　　刘智（1669-1764年）白寿彝《刘智》一文,就刘智的生平、著述等作了论述,认为刘智是“第一个正式沟通伊斯兰和儒家道理”的穆斯林学者。教众尊为刘筛海。父刘汉英著有《清真教说》。刘智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还略通英语等，曾用18年时间尽览伊斯兰教经典和儒、佛、老诸家经典及百史杂家，并阅读了大量的西洋书籍。足迹遍及齐、鲁、浙、粤、楚、秦等地。博学多识，成为清代最负盛名的“回儒”。所著《天方典礼》言教礼，用儒家五典研讨伊斯兰教五功；《天方性理》言哲学，以宋明性理学说剖析穆斯林“认主归一”之理。其著作《天方至圣实录》等也深有影响。

　　一个宗教文化传统不能断绝，应在发扬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再吸收异质文化之精华，异质文化必须适合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明清汉文译著活动是中国穆斯林学者自觉发起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对话活动。这是一次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长达百年的心智建设，这显示着中国穆斯林的情，中国人的心。

　　3、形成了融会贯通的译著理念

　　汉译经典与汉文论著对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影响。翻译是中国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的汉文译注活动，进一步加速形成了中国化方向的机制。

　　译注虽然有儒家或佛家等色彩，但是伊斯兰教的特质表现得比较明确。比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王岱舆被誉为“学通四教”（儒、佛、道、伊斯兰教）。后专攻伊斯兰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长期从事译著，用伊斯兰教的教理与人辩论。当王岱舆阐释伊斯兰教的宗旨时，他的伊斯兰教义不完全是原有的伊斯兰教义，而是一种用儒家传统学说进行注释或改造过的，吸收了佛、道学说成分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中国式伊斯兰教思想。《正教真诠》一书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基本功课的介绍，对仁、忠、孝，前定与自由、两世，正心、克己、习学等伦理、道德问题的阐述、发挥，对儒、释、道各家学说的概括，对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中所谓异端学说的斥责等，都一直为后来的汉文译著，特别是属于“正统派”的汉文译著所推崇、继承，成为回回等族伊斯兰教学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种融会贯通的译著理念就形成了符合中国伊斯兰教需要的经学思想。在江南，可以称作“南京学派”。南方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儒家思想繁荣，为伊斯兰教经学发挥一些思想理念。这里出现的一些学者兼具两重性，他们既是中国的穆斯林，有较深的伊斯兰教宗教修养和知识；同时，他们又是中国的儒学生，精通孔夫子书籍，深通中国国情。他们将伊斯兰教教义同中国儒家文化结合起来,用伊斯兰思想注释中国儒家思想和经典，他们常常摘取孔夫子说过的话，用伊斯兰教的方式解释它。儒家有一派认为无形的“心”主宰世间的一切，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无形、创造了世界。儒家强调现实，主张仁爱，伊斯兰教重视“两世吉庆”，主张认真对待今世，互相是兄弟，要讲亲爱。这两种思想有许多吻合部分，所以中国伊斯兰教形成特色以后，比较温和，更加珍视现实生活，中国穆斯林虽是逊尼派，但派性意识不强。

　　在坚持伊斯兰教根本信仰和主要功课基础上的“以儒诠经”，用汉文翻译、撰写、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将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学思想理论体系。

　　三、清末民国特点：走向中国化经学思想

　　1、坚定了发展思想和模式

　　清末民初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的确是在学习和吸收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中成长起来的，并在此基础上对伊斯兰教思想作了新的译介与阐扬，体现出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兴起与发展的一个侧面。从“以儒诠经”角度来看，虽然民国时期没有出现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那样的人物，但是，也体现了那一时期的特点。一方面，自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否定自身文化传统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一批知识分子号召以新文化代替旧有的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地位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一批学者在反思儒家传统的同时，并未抛弃中国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期对自身文化做出新的取舍、补充和诠释，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缔造了一批具有民国社会文化特色的新一代穆斯林学人。他们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伊斯兰教做出了新的诠释和表述，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汉文译著。从这个层面说，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并未因清朝统治的结束而停止，而是继承和发扬了明清汉文译著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内容、变化和特色，扮演了新的角色，发挥了新的社会作用。

　　清末以来，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良策，中国社会兴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的热潮。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穆斯林也加入其中，以赴伊斯兰世界考察、朝觐、学习、经商等形式，寻求富国强民兴教之道。在此过程中，近现代伊斯兰新思潮被引入，为中国伊斯兰教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提倡白话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最终取代了古老的文言文，使用白话文著书立说成为学人的新选择。民国成立后，新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首次得到法律的保障，各大宗教借此而竭力谋求复苏和发展。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民国穆斯林知识阶层主动承担起阐扬和译介伊斯兰教的历史重任，先后出版了一批汉语伊斯兰教著作和译作。

　　尽管这一时期有一股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又有外国思潮的影响甚至侵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清末，中国伊斯兰教启蒙教育与儒家的启蒙教育形成逐渐结合模式，成为近代华北地区穆斯林少年教育的主要形式，经堂教育以及课本选用或自编教材已经具有了中国化内涵。比如在回族聚居区兴办回儒兼授的启蒙教育。穆斯林仁人志士集资在清真寺兴办私塾，教授穆斯林儿童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和儒家经典。1870年左右，沧州清真西寺开设回儒兼授的私塾学堂，延请回族儒生为回族子弟讲授儒家启蒙经典，延请阿訇讲授基础信仰。比如教授学生三字经、弟子规等儒家启蒙经典，教书先生每天也到清真寺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学生学习《凯里麦》之类的小经同时也融入了儒家思想意识。1907年丁宝臣在《清真启蒙必读》中，倡导设立“半日经汉学堂”，“教会教儿童，半天回教经，半天汉文书”。近代，儒家启蒙教育在回族内部不再局限于少数读书人、富户人家，开始向大众普及。杨仲明、王静斋、张子文阿訇都积极倡导兴办新式启蒙教育，这种教育附属于清真寺，旨在培养有国家认同和文化水平的穆斯林。成达师范应该属于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教育方式。

　　有代表性的译著，不仅与儒家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且与佛、道教的关系也有改善，有其主要锋芒指向教内的所谓“似回非回、不儒不释不道”的“异端”。此时，不少译著似乎已经朝着普及化和主要服务于教内方向发展，以伊斯兰教与儒家两种思想和文化的结合为宗旨，以创立“格迪目”（传统）的宗教学说体系。

　　一些经学论著由于与中国儒家及佛家思想的明显结合，也获得了当时汉人的谅解。如杨敬修在《四教要括》中说：“将各家大旨，表而出之，不事缘附，亦不迁就”，“同则因之，异则解之”，“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在涉及出世入世的问题，认为伊斯兰教是“以世间为本，以出世为量”的宗教，提倡“调和”“通融”。这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一些误会。正如何汉敬在给《正教真诠》一书写的序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众不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序。而接济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由于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和深化的结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西道堂1901年由清末秀才马启西创立于甘肃临潭，因其注重伊斯兰传播方式的本土化而被学术界称为汉学派。马启西出身伊斯兰经师世家，青年时又中过秀才，具有较好的汉学功底和伊斯兰素养。西道堂以刘智等人汉文伊斯兰译著为传教依据，故称汉学派。教义上参照刘智学说，坚持正统信仰，履行五功，重视文化教育。宣传伊斯兰教的认知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

　　2、形成了经堂教育中国化传承

　　中国经堂教育的内容已经形成了自己特点。伊斯兰教法有四大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哈奈斐教法、马立克教法、沙斐仪教法、罕白里教法，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伊斯兰教在遵行方面，大多来自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哈奈斐教法学派奠基人艾卜·哈尼法（公元700～767）。他创制的教法学说被称为“意见学派”，该学派灵活、宽容、公正，具有非常明显的“中道”精神，受到各地——特别是具有多元文化特点各地区穆斯林的拥戴和奉行，是伊斯兰教第一位和影响最大的教法学家，被尊为“大伊玛目”。与其说，中国穆斯林一直遵循了哈奈斐教义教法，倒不如说中国穆斯林选择了哈奈斐教义教法。中国伊斯兰教育中的认主学一直选用正统教义内容的蓝本，用得比较多的是《教典诠释》（العقائدالنسفية）。在对“伊玛尼”的界定中，凸显了其温和、中道、不极端的特点。

　　中国经堂教育的传统已经形成自己做法。在清真寺、教材选用及礼拜方面，中国伊斯兰教已经形成符合中国穆斯林特点和需要的教务活动。中国伊斯兰教既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也不同于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使中国伊斯兰教不拘泥，不固执，充分体现其适应性特色。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知识体系不可紊乱，经堂教育中的原典教材，是前辈学者从汗牛充栋的伊斯兰教典籍中遴选出来的，绝不是心血来潮或者随心所欲，是几百年教育实践中确定和传承下来的，是中国穆斯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和财富。知识体系的紊乱和教育体系的紊乱会给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带来严重后果。

　　应珍视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模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和经学体系，因为其中蕴含了诸多合理，蕴含了很多中国穆斯林智慧。中国传统的经学思想就是圆融的思想，就是“中道”的思想。中国先辈穆斯林学者就是以讲“圆融”“中道”的精神阐发伊斯兰教义，穆斯林先贤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教育体系，并且寻求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立足点，进而通过这一思想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延续和发展。中国历代伊斯兰教学者在对伊斯兰教文化的选择过程中，不断进行调和工作，在调和构筑中，最充分地表现了伊斯兰教“圆融”“中道”思想，显示了伊斯兰教本身的适应性。可以说，这一思想适合了中国穆斯林的信仰需要，是中国伊斯兰教必须坚持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中国伊斯兰教乐见交流互鉴，但更需中国化方向的中道与圆融。可以说，以儒释经地介绍与翻译，加之经堂教育模式，一直肩负着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和培养伊斯兰教人才、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的使命。无论外来的经典如何耀眼、新奇，毫无置疑的是已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瑰宝的汉译经书和经堂用书一直作为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的主干。

　　其实，这期间的成达师范并没有形成符合中国传统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成达师范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以及教育史上只能是一种尝试。尽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试图提高教育层次，但是对于中国伊斯兰教发展模式并没有突破和改变。历史地看，这一时期和今后的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承者，仍然以经堂教育培养的阿訇为主，他们才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承的主力军。

　　四、新时代要求：构建中国化经学思想体系

　　1、经学思想必须走中国化方向道路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给我国宗教事业及宗教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即要继承和发展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传统，与时俱进地推进伊斯兰教宗教教育的现代化。当下，在我大国崛起、和平发展、政策良好的背景下，我们要抓住机遇，把古代的中国化成果凝聚起来，取其精华，放到当代的经学教材中去，让新一代的我国伊斯兰教职人员了解和尊重中国化传统，提高推进中国化的自觉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及其巨大的发展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特色伊斯兰教育成功适应社会进步的最好证明。总结本土经验，并进行理论升华，提炼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发展模式的理论构成和实践样式，向世界奉献中国伊斯兰教育模式解决本土问题的特有智慧，提升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对话能力，提高中国伊斯兰教文明对世界伊斯兰教文明的贡献力。这不仅是解决具有中国伊斯兰教背景问题的实际需要，也是我们对世界伊斯兰教文明的应有担当。要实现这一抱负，我们必须弘扬学术传统，并因应新发展理念，以问题引领，以方法带动，形成团队，协同攻关，加快中国特色经学教育理论的建构。

　　2、经学思想必须具有中国伊斯兰教自身发展特点

　　弘扬中国伊斯兰教学术传统。学术研究要真正助力繁荣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必须遵循知识教育的客观规律，立足传统，做足优势。始终坚持文化自信，致力于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伊斯兰教发展和中国穆斯林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觉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道路自信、经学自信与教育自信奠定观念基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理论体系重构，开展构建中国特色经学思想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的实践，承担“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经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确定方向，选择问题，和谐各方，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获取理论资源，作出理论升华，就能讲好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故事，取得世界伊斯兰教话语权，升华中国伊斯兰教传承智慧。

　　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前行之路上，不仅会遇到世界文明民族面临的普遍问题，也会遭遇中国背景下的特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也一度受到了外国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有的引进、吸收阿拉伯国家的思想，继受、借鉴、移植一些国家伊斯兰教育内容。历史上，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向外国伊斯兰教索取的多，而奉献的少，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发展复兴的优势，由被动的接受者，转换为主动的发现者、鉴别者，甚至是创新者。我们要从追随式的经学教育发展模式变轨到中国特色伊斯兰经学教育发展之路，担负起提炼本土经验的时代责任，向世界奉献中国伊斯兰教育解决本土问题时展现的特有智慧。这不仅是解决具有中国背景问题的实际需要，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应有担当，更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具体体现。

　　经学思想建设就是加强中国伊斯兰教实证研究。升华中国智慧，需要以扎实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真实经验。前行中的中国伊斯兰教育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穆斯林学者的探索热情，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果，这构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较之于国外伊斯兰教学者的同行，身处转型中国的我们具有得天独厚的“问题优势”。我们躬逢理论创新战略机遇期，对于这种以全社会承受“发展阵痛”为代价的问题优势，更没有理由浪费和挥霍。坚持实证研究，意味着我们要走一条“从经验到理论”的教育道路。

　　3、经学思想必须具有新时代的气息

　　把握历史机遇。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同时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要确立“创新、协调、和谐、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我们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入研究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实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内涵和长远意义，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创造新优势。我们要直面中国伊斯兰教问题，兼顾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我国伊斯兰教的长期发展、稳定，立足时代需求，讲好中国伊斯兰教故事，唱响中国旋律。我们躬逢这样伟大的时代，要不忘初心，主动明确经学学术研究的方向，自觉为国家、为中国伊斯兰教述学立论，以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世界文明贡献中华智慧为学术使命，以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水滴石穿的毅力，增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的主体性，加快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经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努力推出“用得上、传得远”的学术精品。

　　加强经学思想建设，促进中国伊斯兰教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任何一个宗教要想得到持续发展，必须注重伊斯兰教育，任何时期教育必须通过对经典做出适合时代的解释。宗教经典不断得到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一个宗教文化繁荣的标志，也是与当地文化传统相接洽、相适应的契机,更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伊斯兰教文化丰富多彩，其深奥的内涵需要伊斯兰教学者、经学家去探索、挖掘、研究，了解原文本来应当说什么，有什么蕴涵意义，然后通过联系实际的解经工作，力求更大程度地适合当前中国穆斯林的需要，因为不同社会背景、思想背景的解经者，所解释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正积极引导穆斯林学者争取在解经方面努力探索。这是达到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相和谐的重要一环。

　　经学思想建设的本质就是讲适应，讲求与时俱进，是维护中国穆斯林的切身利益的举措。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必须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另外，只要我们做到联系实际解释经义，通过教育就会使所有的穆斯林适应时代要求，自觉响应政府号召，比如联系实际解释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这些都是穆斯林应该具备的美德，也是伊斯兰教育的内容。

　　作者：从恩霖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

　　本文原刊《中国宗教》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