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于唐朝时就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阿拉伯帝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与唐朝通好。此后双方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的大食使节来华多达37次。

一  经堂教育

      如前所述，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时间较早，但中国伊斯兰本土化的发展，则是以经堂教育的兴起为显著标志的。经堂教育既与文化和教育有关，更与伊斯兰信仰、教义教法密切交融，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凡操汉语并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之间的共同文化传统和信仰纽带。它成型于明末，将伊斯兰教义教法在中国的传播和传承紧密结合，以这种寺院加私塾的独特教育方式展现出来。经堂教育前的中国伊斯兰教主要借助于懂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大食人或西域人，用阿语和波斯语来传播。历经唐宋元，其局限性较大，可掌握性有限。而明朝中后期“片板不许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催生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发萌。陕西咸阳渭城人、中国伊斯兰先贤胡登洲（胡太师）巴巴为培养伊斯兰教经师而精选了十三本经作为必学教材，用当时最先进的秦地语言，固定经堂语句和词汇“以练字成句，贯句成章，”（1）向弟子们口头传授并翻译出这些经书的内容，“可启后世之蒙，能泄先天之秘” （2）以铸造 “经汉两通”的中国伊斯兰学者和经师，并通过他们向穆斯林宣讲经训，规范并约束信众们去强基固本、从善如流，最终成就理想，完成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体系的建设。

二  陕西学派

      经堂教育出现在明末，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575年左右，也就是胡太师巴巴五十岁以后，他1597年（75岁时）去世，苦心孤诣地经营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事业20余年。在他逝世后的三百多年里，历史只知有经堂教育，而未知有其学派的分野！直到近现代研究者细致地将经堂教育中某些历史人物之籍贯、或其设帐立学后之影响地域化后，才有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等提法。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发端并盛行于陕西，因而陕西被称作“念经人的校场”、“中国伊斯兰教教门的根！”因为自胡太师巴巴兴办经堂教育以来，几乎八百里秦川的数百座清真寺里，寺寺招收海里凡，并且都以胡太师所选定的十三本经作为基础教材，通过经堂语来培养出宣传中正、和平之道的伊斯兰教合格经师。

      那时，并无什么学派之说。历史上，陕西伊斯兰教的“欧莱玛依”们几乎从未有人自称为“陕西学派”。这个所谓的学派名称应该是别人送的，因为在陕西欧莱玛依们看来，经堂教育就是陕学教育，它的讲经方式离不开“把、打、上、是、因、那、着、的、有”这几个最基本的经堂语口气。无论你是在天南还是在海北，甚至于你出了国，到了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坦的东干人跟前，只要你打开《古兰经》讲经，那你就肯定要用到这些口气。而这些全是地地道道的经堂语基础内容，它是深深的打上陕学烙印的。至此，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民间有心人平凉黄登武哈智把他费尽心血搜集和抢救出来的中国伊斯兰历史人物的作品再版了十次，都用的是《中国经堂教育与陕学阿訇》这样的名称，在他的书中，在陕学阿訇的名下，几乎囊括了经堂教育里现今被分出的所有学派（如山东、金陵、云南等学派）著名人物之全部。尽管如此，庞士谦著文说：“中国回文大学，向有陕西派及山东派之分。……陕西派之学重‘精而专’，山东派之学重‘博而熟’ （3）。在这里，庞老提到经堂教育学派之分，亦提到各学派主要讲经特点等，那我们就暂以庞老的此论述来说一下。

三  陕西学派文化现象举例

      如果真要划分经堂教育中的学派，那么，除了中国伊斯兰现代研究者们所提到的（如山东学派、金陵学派、云南学派等）外，其余凡未自称为某学派者，大都可归为陕西学派。如果是这样，那么，无论是从人数上来说，还是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它都是极为可观的。所以，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些由于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兴起后的影响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主要还是以陕西西安伊斯兰教为例。

      人，是天地之灵、大地的主人。——“他（真主）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古兰经】2；29}。人的举手投足，行立坐卧，言谈举止等等都是其自然而然的表现。如果某些人之间所共有的一些相同表现感染了其身边的人们，致使群起而效之，那它就会演变成一种群体现象。久而久之，这种现象就可能沉淀为一种文化而存在。所以，经堂教育兴起后，经师们的言传身教使得伊斯兰教教义昌明，教律清楚，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发轫于陕西，辐射全国，就如伊斯兰教初期的麦地那，人们将其信仰类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

      A，陕西穆斯林出门前要口诵“太思敏”（以普慈独慈的真主之名）；念出门杜尔宜（以仁慈的真主之名，我仰赖真主，我无力无法，唯凭真主）；念“阿耶太勒库尔西”；让右脚先迈出家门。

      B，回家时，右脚先迈入家门，给家人说赛俩木。

     C，路上见到穆斯林，抢先向他致赛俩木；特别是见到阿訇、满拉时，更是如此。因为在陕西穆斯林心里，念经人是拥有“真主赏赐的尔林”之人，他们所敬重的不是某个人，所敬重的是真主所恩赏给他的“尔林”。

      凡信士，都期望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穆斯林。而做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之最起码的标准，就是：每天无论忙闲、也无论身处何地，都坚持做五次礼拜！这就是前面《古兰经》经文告诉我们的内容：“对于有正信的穆民而言，礼拜，确实是每天必须按时完成的功课！”

      所以，每天恪守五番拜，就是我们穆斯林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基本宗教活动。而五番拜功的名称（按照经堂教育的习惯叫法）依次为：邦目达、撇矢尼、迪盖尔、沙姆和虎夫谭。凡有一定教门素养的穆斯林都知道，仅仅围绕“礼拜”，就有不少的文化现象之存在。例如：

      A，首先，一个要敬拜真主的人须郑重其事，在礼拜前，他必须拥有大净和小净，穿上教法意义上的干净衣服。

      B，其次，每番拜前，都要有“穆安津”（宣礼员）来“念邦克”和“进噶买”（现称：外宣礼和内宣礼）。本来“念邦克”在世界各地清真寺都一样，都念。所不同的是：在西安，“穆安津”每次在念邦克前，首先捧手做个“杜尔宜”，其内容是：“召人信仰真主，力行善功，并且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在言辞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4）”之后才开始念“邦克”，念完后再接一次杜尔宜（5）。

四  寺院教职划分及现存之现象

      研究中国伊斯兰的专家学者们对于清真寺寺院教职的划分，记忆最深的可能是阿訇、海推卜、穆安津的三掌教制。但熟悉陕西教门的人都知道，在他们的身边，在陕西的许多清真寺院里，通常会有多于“三掌教”的现象存在。其教职的划分基本上有：阿訇、伊玛目、三道、道中、穆夫提、噶最、哈菲兹、海推布、穆安津等。以下我们逐一介绍：

      阿訇，也称统教、或教长（6），在陕西，主要将之称为开学阿訇。顾名思义，一个阿訇莅临某坊，就好比他将此坊办成一座学校，他是这座学校里的老师和校长，而海里凡和坊民则是他的学生。他开的是整个坊上的学，他是一坊的宗教领袖，所以他是统教。他不仅要给众人领拜，更主要的是他须负责教育坊民和给寺内海里凡讲经、传道、授业、解惑，因为，替圣传教，重在育人。所以，一坊阿訇责任重大。在传统的陕西经堂教育上来讲，阿訇是处于客位，属聘用制，如历史上著名的者万选阿訇，就先后四次被化觉巷大寺聘为开学阿訇，后来，坊民赠予他“四面春风”匾一面。

      伊玛目，也叫掌教、长教。须由本乡本土甚至还必须是本坊的念经人出任，主要负责一坊的教务，处于主位。且一经选任，即终身为伊玛目。例如近代西安清真大寺马谦益伊玛目，于１９２８年被选为化觉巷大寺伊玛目后，在寺内“连统代掌”（7）七年（见其孙马中洵阿訇回忆文章）。之后他虽然离开西安到甘肃、内蒙等数地去开学当阿訇，但依然是西安化觉巷大寺的伊玛目，直至去世。

      另外，关于“伊玛目须是本坊念经人”的说法由来已久，笔者做过调查，对象是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已８５岁高龄的安守信老人，他是乾隆年间担任西安化觉巷大寺伊玛目的安乾阿訇后人。在访谈中，安老说：“历史上，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的伊玛目必须是本乡本土的本坊念经人。我先祖安乾阿訇被委任为本寺的伊玛目，就因为他是本坊人。而历史上确曾有人在大寺担任穆夫提一职多年，却一直不能晋身为伊玛目，其主要原因不是本坊人。”据查资料，著名的安乾伊玛目于公元１７８１年（乾隆四十六年）在关于西安回民马中吉、马广文冤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消除了部分地方官员对回民的误解和对回教文化的误读，挽救了涉冤案穆民的生命。

      三道，本坊的念经人，协助伊玛目工作。西安化觉巷安志杰（人称安四）阿訇，就是清真大寺的三道之一，他在本寺马谦益伊玛目不在西安之际，代行伊玛目之权多年。他是第一个翻译大寺月碑的人，是西安市唯一一位前往抗美援朝前线慰问的阿訇。

     海推布，本坊的演讲师，他的任务是在每周的主麻拜前，和每年两次的尔德拜后宣讲“呼图白”。

      噶最，本坊的念经人，精通教律，为坊民断教务中的是与非。

      穆夫提，本坊的念经人，熟读伊斯兰教律法书，熟知律令出处，解答教法咨询者的疑难问题。是通常所说的“副教或扶教”，可被认为是“阿訇助理”。亦叫“二阿訇”。

      哈菲兹，该词在经堂教育的语汇里被翻译为“看守者”，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古兰经》通背家”，是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碑刻或文章里所提到的“督教，都教”。“哈菲兹”一般是由本坊的念经人担任，主要教授经堂教育小学部的学生。

       道中，本坊的念经人，协助开学阿訇和伊玛目工作，也在经堂教育小学部教经。在民国三十二年的一份民事资料中，署名西安洒金桥古寺的“道中”就有五位之多，如果把未署名的也算上，会有近十位。

      穆安津，该词是阿语，指的是专司“念邦克”、“进噶买”之职的念经人。坊上的人比拟其为穆圣跟前的“毕俩里巴巴”，古译为：明教、鸣教、或赞教等，不一而足。“穆安津”是每个清真寺内不可或缺的人。

      这些都是陕西伊斯兰教寺院过去的情况，现在“三道、道中、噶最、哈菲兹、海推布”等，几乎都不存在了。虽然说上述职位与名分几乎不存在，但其所涉及的事物和工作一直有人在完成，所以，虽然没有“海推布”，但每周的“呼图白”还在每座清真寺里进行着；虽然没有专职的“穆安津”，但每天五次的“邦克”和“噶买”一直在各个清真寺按时响起，从未停歇过——哪怕是由各个寺内的念经人或海里凡轮着念召唤辞。当然，也有个别清真寺内设有“阿訇”一职，但却没有设“伊玛目”职位；有的虽设有“伊玛目”职位，但却没有“阿訇”一职；有的既没有设“伊玛目”之职，也没有设“阿訇”职位，就是由寺内几位阿訇念经人按一定规则轮流负责，仅有极个别清真寺的阿訇属于“连统代掌”式。

      所以，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制度发生了变化。有不足与遗憾，但全省各个清真寺的教务、寺务基本上按部就班地在进行着。

      撰写此文的初衷是粗线条地提供一点在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浸入下的陕西回族日常宗教活动中的部分现象，及其教法依据。期待着以拙文的萤火，能稍稍引起大家的一点注意，激发大家对研究陕西伊斯兰教的兴趣，以便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研究中来，写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作者：赵宝贵

单位：西安清真大寺

备注：

(1)－《经学系传谱》【清】赵灿著，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西宁，第２６页。

(2)－《经学系传谱》，同上。

(3)－见白寿彝著《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附录二《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庞士谦文，第367—369页。1982年版，宁夏人民出版社。另见：《禹贡》1937年，第七卷，第四期，第99-103页.

(4)－《古兰经》第41章第33节。

(5)－第二次杜尔宜的内容是：“主啊，这个完美召唤辞和正在力行的拜功之养育者啊，祈您将媒介与美德赏赐给穆罕默德！将令人赞颂的品级派送于他！那是您曾许诺给他的。”

(6)－也有人将阿訇叫做教长或统教，而把伊玛目叫做掌教。

(7)－统，即“统教”指阿訇；掌，即伊玛目，也就是“掌教”。意思是，在马谦益阿訇被选为伊玛目的最初七年内，大寺没有另搬阿訇。因此，将此时的马伊玛目称作“连统代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