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教研究的起点

问：尊敬的米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穆斯林》杂志专访。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研究之路。

米寿江：我是个“老三届”。文革时初中毕业，1968年我与几个同学报名去内蒙古自治区插队，结果都未获批准，不久中学同学集体成为矿办中学的学生，到南京郊区煤矿去挖煤。1970年，我被分配到母校当老师。恢复高考后，学校规定教师只准报考师范，所以我先后在南京师专中文系、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读了几年书。后来南京大学和省委党校为培养理论骨干，联合招收哲学本科生，专科起点，两年毕业，经考试我被录取。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南京大学许多著名教授也刚刚重新执教，所以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毕业后，我进入江苏省委党校，并开始从事民族宗教研究。1986年，上海社联主席、宗教学会会长罗竹风和金陵协和经学院副院长陈泽民两位老先生受华东师范大学委托编写《宗教学概论》《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选编》三本书，撰稿人为上海、南京两地的知名学者，我除撰写伊斯兰教部分外，还负责具体组织和统稿工作，历时三年。与其说是辛苦，倒不如说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罗老、陈老的许多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伊斯兰教部分完稿后，我分别送郑勉之、冯今源、冯增烈、达应庾、答振益等先生提意见，他们的学识和治学态度对我后来研究伊斯兰教影响至深。

问：请您谈谈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解。

米寿江：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唐代传入中国，不断发展当然离不开中国土壤。我认为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考虑。其一，历史上，我们讲伊斯兰教中国化，更多指的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与中国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互动会通，比如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由穆斯林学者发起的“以儒诠经”汉文译著活动。正是这些活动成果使得中国的伊斯兰教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完成，并且达到历史的高峰，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二，今天我们讲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指向是伊斯兰教当代实践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适应，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伊斯兰教界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和做好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总书记的指示，我认为当前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国伊斯兰教界要逐步建立当代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要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伊斯兰教实际，融入中国文化内涵。第二，从个人层面讲，用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建设成果塑造我国穆斯林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人文品格，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三，从群体层面讲，用伊斯兰经学思想建设成果筑牢穆斯林群众抵制极端思想的防火墙。比如，在互联网传播时代，学界要加深对网络民族舆情的研究，伊斯兰教协会要协助政府做好流动穆斯林服务与舆论引导工作，号召广大穆斯林遵纪守法，自觉抵制负面消息，不信谣，不传谣，通过讨论对话，构建和谐的网络民族关系，始终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牢牢把握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以切实行动画出最大同心圆。因此，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尚在进行中，属于进行式。

问：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请您谈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格局。

米寿江：一般而言，明中期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步入民族化进程，逐渐形成了新疆（维吾尔族等六个民族）和内地（回族等四个民族）两大系统，及西北、中原、江南等三个发展层次。三地区虽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由于经济、社会、文化、聚居环境等方面发展的差异，西北出现了“教派门宦”，中原出现了“经堂教育”，江南出现了“以儒诠经”。其中，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内部掀起的“以儒诠经”运动持续了二百余年，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南京籍或是曾经在南京讲学的学者，且伊斯兰学说自成体系，故将其称作“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

问：谈到伊斯兰教中国化三个发展层次，您认为西北“教派门宦”、中原“经堂教育”、江南“以儒诠经”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米寿江：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西北“教派门宦”、中原“经堂教育”和江南“以儒诠经”的出现都有其客观合理性，这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关，也与穆斯林人口居住环境有关。

西北的农牧经济与人身依附关系、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与新型人际关系的出现，及中原作为两者过渡状况的现实，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居住环境看，中国穆斯林聚居密疏程度，由西北、中原到江南呈阶梯状。西北地区拥有数百万穆斯林，是中国穆斯林最主要聚居区。西北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加之封建统治者压迫，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生存。于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伊斯兰教信仰成了穆斯林凝聚的纽带。这种因共同信仰组成的集体，由于利益和传承的差异，加之苏菲神秘主义及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门宦。中原地区，穆斯林的人口数量虽不及西北地区但多于江南地区。陕西、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农商结合的经济相对较为发达。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外穆斯林交往几乎断绝，汉语成为回族穆斯林的共同语言，原来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不再通用，许多穆斯林对《古兰经》等也缺乏学习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后继乏人的现象也变得日益突出。由于中原地区大多回族穆斯林实行的是形式松散、互不隶属的教坊制，因此，要使伊斯兰教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阵地来培养宗教人才。于是，开创中国的伊斯兰教教育便成为燃眉之急。经堂教育的发源地渭城，位于陕西关中的西端，距长安不及百里，北临渭水，且是出关中的咽喉，其东西（中原和西域）为商人云集地之一。加之这里土地肥沃，元至明中叶以来，这里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教育文化水平也高于西北，因此，“经堂教育”倡兴于此是很自然的事。还有，在山东，特别是沿运河一线也是农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孕育了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当然，江南之所以出现“以儒诠经”的金陵学派，也是与当时南方居住分散、工商经济发展及特殊的人文环境密不可分。

     二、“金陵学派”的产生及其贡献

问：说到“金陵学派”，请您具体谈谈“金陵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米寿江：“金陵学派”，是指明末至清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用汉文翻译、研究、撰写、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在坚持伊斯兰教根本信仰和主要功课的基础上，从深层思想上将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岱舆、伍遵契、马君实、刘智等。从地域上讲，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是南京籍或曾在南京游学、讲学的学者。从学说体系上讲，他们更是一脉相承，不仅理论渊源相同，而且表述形式以及试图达到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他们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在思想承继关系上却是相通的。由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且主要代表人物都与南京有关，故称“金陵学派”。

“金陵学派”之所以在南京一带出现，这与南京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密不可分。江南，尤其是南京，地处“吴头楚尾”和长江下游地区，是南北文化、东西思想交流的中心和儒、释、道、伊四家思想的交汇之地。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利安当、艾儒略、马若瑟、利类思、孟儒望、庞迪我、张西平等人及其《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天主实录》《天儒印》《儒教实义》《天学略义》用天主教的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诠释，也被金陵学派学者所关注。

明朝初期，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回族人口兴旺、事业昌隆，居住集中，经济实力尚为充实。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穆斯林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加强。有资料记载，崇祯十一年（1638）印度苏菲派学者阿世格在南京进行学术活动，长达三年，首先接受这种新观念的便是张中等人。金陵学派代表人物都是“中阿兼通”“学通四教”的穆斯林学者，他们著书立说，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义，在教内外广为传播。金陵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刘智、张中等人既不是阿訇又非“海里凡”，他们汉文化的素养及儒学、阿文、波斯文功底都很厚重。刘智二十三岁前学习儒家学说后研读天方之经。王岱舆与之相反，他年少习经文，年二十，稍涉世故，始发愤读书，自六经论孟，百家诸子，以及二氏方外之书，靡不毕览。可以说阅遍儒、释、道经典，又熟悉伊斯兰教经籍，可谓“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经”，已经具备了“以儒诠经”的必备条件。

问：在您看来“金陵学派”的思想渊源是什么呢？

米寿江：“金陵学派”之所以叫伊斯兰教的“金陵学派”是因为坚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古兰经》和圣训是金陵学派的思想来源，此为其一。金陵学派之所以能被中国穆斯林接受，也是因为该学派坚持了《古兰经》和圣训的思想。中国穆斯林学者基本上都出现在虔诚的穆斯林世家，自幼受《古兰经》熏陶，其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思维方式都受《古兰经》和圣训影响。他们对《古兰经》和圣训不仅熟悉而且学术活动和著述也以《古兰经》和圣训的精神为根本原则。这从金陵学派学者的著作和书中所引用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渊源。其二，伊斯兰教苏菲思想对金陵学派也有影响。“苏菲”的词源，有人说，大致因为信仰者喜欢身披粗羊毛斗篷而得名，是伊斯兰教内部穆斯林个人的一种自省、修炼悟道的方式，这类似于佛教中的“修禅”，是受东方思想的影响。全世界，“苏菲”教团很多，对中国影响也广泛，中国的不少教派门宦都受其影响。经堂教育的十三本经中，波斯语的占了六部，且都与苏菲主义有关。由于金陵学派的学者几乎都是在经堂教育的影响下接受的宗教教育，因此他们的思想自然有苏菲主义影响的印记。以刘智为例，他的主要代表作都受苏菲主义影响。他在认主独一和神光说、人主合一和真主创世说，及“教乘”“道乘”“真乘”的论述，明确体现了苏菲主义思想所表述和主张的修炼途径和方法。其三，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佛道思想。“金陵学派”的学者受教育过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先儒后伊斯兰教，比如伍遵契、刘智。另外一种情况是先伊斯兰教后儒学，比如王岱舆。这些回儒兼通学者不是为了求功名，而是为了用儒学的观点、表述来阐述伊斯兰教教义。由于中国哲学在宋明时期已经将佛教、道教融入理学之中。中国哲学在宋明理学时期已经神学化。所以“金陵学派”借鉴了人们熟悉的佛、道概念，以儒诠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那么您认为“金陵学派”贡献和意义在哪呢？

米寿江：“金陵学派”是在“以儒诠经”运动中出现的，从本质上讲就是伊斯兰教本土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伊斯兰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自觉的表现。所谓“文化自觉”在社会学家费孝通那里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其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之意，不是重返到过去文化，也不是重返到前三代，不是复旧，也不是主张全盘他化。自知之明就是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性的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所以中国的伊斯兰教内部萌生的本土化正是文化自觉的反应。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说，“金陵学派”的贡献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精神追求。第二，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汉语话语体系。伊斯兰教相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外来宗教，其经典和教义、教法著作都是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写。金陵学派的学者将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教义用汉文表述，是一种再创造。这不仅要求译意准确，而且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对此，金陵学派的学者不但做到了，而且其创造的伊斯兰教汉语词汇，被明清以来的中国穆斯林所接受，并创立了一套具有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教话语体系。虽然许多词汇取自于儒、道、佛，然而经过金陵学派学者的借鉴和运用，却赋予了中国穆斯林准确地把握伊斯兰教经典和丰富内涵思想的用语，不仅穆斯林群众通其意，就是有一定文化常识的非穆斯林也能够“读其文、会其义，自有禅益”，进而为外来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儒学的交流、对话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三，“金陵学派”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丰富和发展做出贡献。由于“金陵学派”的学者著作几乎全部是用汉语和儒家语汇来表述，所以也便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士阅读。比如刘智《天方典礼》之所以有很多汉族官员为其作序，重要前提就是这些汉族官员能看懂刘智的著作。因此 “金陵学派”不仅为不同人群提供了解伊斯兰教的渠道，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民族误解，而且由于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含有对中国传统哲学不同的解释和解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大家知道，中国的哲学不光是汉族的哲学，也包括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哲学，它是各个民族哲学思想的融合。第四，“金陵学派”也是两种不同文明的对话的成功范例。“金陵学派”所倡导的回儒对话及其实践，强调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融会贯通，为当今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借鉴提供范式。

     三、南京伊协关于“金陵学派”传承实践活动

问：当前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围绕坚定走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请您谈一谈近年来南京市伊协做了哪些工作。

米寿江：南京有着深厚的宗教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在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达浦生阿訇也是南京人，他的《伊斯兰六书》就是在对刘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注入了现代思想和知识的内容，在启迪民智和弘扬伊斯兰教求知精神上有重要意义，是对金陵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我退休后到南京市伊协担任会长职务以来，始终坚持团结带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贯彻党的宗教方针政策，不断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贡献宗教界的力量。近年来我们在组织建设、清真寺建设、伊协队伍建设、伊斯兰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继承先贤的传统。

首先，加强组织建设。南京伊协下设“教务委员会”“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经济房产委员会”“学习与文史委员会”“联络委员会”“新城区工作委员会”六个专门委员会，各个委员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发挥伊协的整体功能与作用，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服务。

其次，在清真寺建设方面，目前南京主城区分别有净觉寺、草桥寺、吉兆营寺三座，六合区内分别有南门寺、长江路寺、竹镇寺三座，浦口区有星甸寺和一条巷寺两座，江宁区有湖熟寺一座，溧水区有清真寺一座，如果再加上南京正在复建的太平路清真寺，总计11座清真寺。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强清真寺重建或翻建工作，更换添置硬件设施。另外在中国伊协和南京市民宗局的倡议下我们还推进“四进”清真寺活动。针对外来穆斯林增多情况，各清真寺统一讲“卧尔兹”，编纂《新卧尔兹读本》，号召穆斯林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不动摇。

第三，在伊协队伍建设方面，主要由一个班子及三支队伍成员构成。具体包括在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下，一个班子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构成，三支队伍由阿訇、寺管、办公室人员构成。早些年，我们还邀请了青年志愿者加入其中，进行社会实践服务工作，针对外来务工的穆斯林孩子家庭教育辅导、在清真寺从事文化宣传讲解等活动。

第四，在伊斯兰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在净觉寺内设立了“走进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南京”两个展馆，建立了“南京伊斯兰教协会刘智学院”“刘智学院图书馆”“五星级档案室”，在全国学者和专家的支持下举办了“先贤刘智及金陵学派思想研讨会”“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学术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京伊斯兰教”等系列研讨会，《南京穆斯林》季刊也提高了办刊质量。为融通伊斯兰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还编撰了《新呼图白五十四讲》，要求阿訇以此作为宣讲卧尔兹范本，对伊斯兰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这正是以实际行动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2019年1月南京湖熟清真寺积极筹办湖熟伊斯兰文化展厅，设立南京伊斯兰教、湖熟回族与伊斯兰教、湖熟清真寺、清真义学、湖熟回族经济、湖熟板鸭、著名人物等几大板块。此次展览通过史料文献、图片、实物等展现了湖熟回族的历史文化，也是南京回族文化和江宁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进一步在挖掘、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上做些尝试。

古往今来，世事变迁。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影响下，我国伊斯兰教领域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伊斯兰教的中道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主义。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关键在于坚持爱国与爱教相统一，这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互通的一面，又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一面，还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增强穆斯林群众法治观念的一面。归根结底，就是不断弘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加强爱国、团结、中道、仁爱教义思想的宣传，继承和弘扬王岱舆、刘智等回族先贤的思想，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始终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把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同心同德，凝心聚力，为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访谈者薛莉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原文载《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