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运河开通以来，尤其是元代之后，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就停留和定居于大运河沿岸城市。随着人口的聚集、众多中国化的清真寺在大运河两岸的建立，中国穆斯林学者也相继集中在这里从事研究和讲学，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在这一阶段的很多活动都肇始于大运河沿岸，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大运河文化的影响，本文对此予以简要梳理。
在明代建立后的五十多年里，位于大运河文化区域的南京，在伊斯兰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明朝早期的京师，明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两朝，曾广召中国其他地区（包括西域）的穆斯林学者来到南京，从事天文、历法、文字翻译等工作。例如，明廷曾在翰林院设“四夷馆”，在礼部下设“会同馆”，其中都专门设立了专事编译、教习和翻译的机构。（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这些机构里的穆斯林学者大多世代相袭，很多后来都成为“兼通伊儒”的学术世家。出身于这些学术世家的穆斯林学者，由于家学渊源，常常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教学术功底，同时又由于成长环境中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氛围，因此也对儒家思想，甚至道教、佛教思想都有深入研究，其中很多人还曾取得科举功名。而在明清之际致力于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约1570-1660）、伍遵契（约1598-1698）、张中（约1584-1670）、刘智（约1660-1730）等人，就是出身于南京的学术世家。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学术背景，因此在后来的伊儒会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明清时期的“以儒诠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项活动前期中心就是在南京。（高占福：《“以儒诠经”与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参照儒家典籍，撰写汉文伊斯兰著译，引导中国穆斯林在坚持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同时，“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学”。他们的思想路径是“以中土之汉文，释天方之奥义”“多取儒者之语，以证天方各经传”，其核心就是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对伊斯兰教思想进行中国化的诠释，论证“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最终将伊儒融会贯通，形成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这一学术群体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南京籍或是曾经在南京（金陵）游学、讲学的学者，他们的学说体系一脉相承，故被后人称为“金陵学派”。（米寿江：《金陵学派产生背景、思想渊源及当代意义》）此外，他们还广泛活动于苏州、镇江、扬州等大运河沿岸的城市，与大运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以儒诠经”活动还带动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的出版。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城市镇江就是当时伊斯兰教经典的三大出版中心之一，其刊印的书籍采用中国传统的刻版、装帧方式，刻印精美，被称为“镇江版”。这些刊印的书籍中包含大量“以儒诠经”的作品。而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部影响最大的诠经作品的刻版，现在还收藏在镇江。
明清时期，大运河山东段已经成为穆斯林商人的重要聚集区，伊斯兰教中国化也在山东地区有着广泛开展。现存于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刻石于明嘉靖七年（1528）的《来复铭》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碑文以无极、太极、两仪、五行等概念来阐述伊斯兰教思想，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中国“附儒以行”的较早尝试。而以大运河沿岸城市——山东济宁为中心而形成的山东学派，融会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独具中国地方特色的教育方式，也成为当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抄经时融入汉字书法风格，形成“华北体”，其画作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堂、条屏形式；在“说念”时，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采用中国化的诵经韵调，在民间称为“津沧盐腔调”或“孟村调”，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于山东地区有“尚武”传统，因此把习武作为修身养性的补充方式，重视武理、武德等内在意义……塑造了独具中国地域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形态，而这可以看作是伊儒会通在实践层面的探索。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主体是中国穆斯林学者会通伊斯兰教思想与儒学，他们选择伊斯兰教典籍中与儒学思想相契合的内容，把伊斯兰教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条目，与儒家无异”。而儒学与伊斯兰教思想的共通之处，则是两者会通的基础。比如，在思想体系上，两者都重天道与人道，关注社会人生，鼓励人们投身于现实生活，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幸福的生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他人的义务；倡导公平、正义、良善、仁爱；在社会功能上，两者都教化民众修善止恶、寡欲清心、复命归根。思想和实践层面的会通与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凸显礼法特征和教化功能；以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思想共有的超越精神、道德关怀等为参照，并在形而上层面主动会通儒学；修建具有中国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创作大量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体系。（杨桂萍：《“伊儒会通”：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明清时期因此也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进程的展开，离不开大运河文化开放、包容特性的浸润。“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减少区域文化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可以说，大运河文化为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展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特殊的文化氛围。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沿岸发生的这段历史，不但是伊斯兰教中国化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特色的一种体现。
作者单位为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本文刊于《中国宗教》2020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