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教在澳门：历史与现状

　　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络绎不绝的穆斯林商人在距离澳门不远的广州建立“蕃坊”，并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毗邻广州的澳门作为商贸繁荣、文化多元的珠三角地区的天然良港，早在明万历十一年(1586)，就有关于回族穆斯林“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的历史记载。(明·蔡汝贤:《东夷图)》)随后，被西方称为“摩尔人”(即1-17世纪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马耳他、西非等地的居民)的穆斯林在1662年前后也已经在澳门定居。([英谟区查:《葡萄牙贵族在远东--澳门历史中的事实与逸闻(1550-1770)》)伴随着与中国的贸易，大批外籍穆斯林商人、水手也相继进入澳门，19世纪之前，伊斯兰教已经在澳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创建了澳门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嚤啰园清真寺(即澳门清真寺)，位于澳门半岛花地玛堂区。((葡路易斯·库尼亚:《澳门的穆斯林》)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重建，现今占地约3500平方米。澳门清真寺的入口为高大的拱门，上方分别用中、阿、葡、英四种文字书写题名。园区内部主要包括礼拜殿、办公室、厨房和坟场等功能分区。这座建筑集伊斯兰建筑、印巴建筑文化为一体，同时也受到澳门当地建筑特色的影响。(参见许政：《澳门宗教建筑》)澳门历史上的第二座清真寺，位于凤顺堂区妈阁斜巷的港务局大楼(嚤啰兵营)附近，大致修建于1888年。当时葡萄牙警察部队雇佣了大量来自葡属印度孟买、果阿等地的穆斯林在澳门驻扎，因此建立了一座营房，史称“嚤啰兵营"(QuarteldosMouros)，清真寺就建于营房附近，后于20世纪40年代被政府拆除。实际上，伊斯兰教在澳门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澳门清真寺在很多地方都受到华人文化传统的影响，澳门清真寺也成为多元文化并存、不同宗教和谐相处的一个见证。

　　19世纪中后期，随着澳门贸易地位的衰落，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抗战时期，广州和香港相继被侵华日军占领，大量华人穆斯林来到澳门避难，穆斯林人口再次激增。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华人穆斯林相继返回广州和香港，选择留下来的人构成了今天澳门华人穆斯林的主体。

　　现在澳门的穆斯林约为12,000多人，并相继成立了澳门伊斯兰协会、澳门印尼伊斯兰协会、哈莉玛在澳印尼女穆斯林协会和伊斯兰与穆斯林青年会等4个宗教社团。(数据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印务局网站)

　　二、休戚与共：抗战时期澳门华人穆斯林的爱国情怀

　　历史上,由于港澳地区由广州府所管辖，加之地理位置接近，因此粤港澳三地穆斯林之间交流频繁，关系紧密。抗战时期，华人穆斯林群众将自身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积极投身抗战，保家卫国，显示了与祖国休戚与共的爱国热情；他们坚定信念，拒绝威逼利诱，或扶危济困，或远走他乡，在投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事业中，谱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杨瑞生阿訇(1863-1939)在广州掌教多年，历任小东营、大东营两座清真寺的教长，并兼任濠畔寺的“回文大学”经师，经汉两通，知识渊博，在老一辈穆斯林里威望很高。1937年，广州沦陷前夕，日本间谍冒充回民，试图拉拢杨瑞生等广州宗教界上层人士建立所谓伪“回民自治会"。由于深知阴谋背后的险恶用心，杨瑞生毅然拒绝了日本人，并拖着年迈的身体登上光塔进行演讲，号召广大回民穆斯林群众用各种方式抵制敌寇的渗透。(马强:《民国时期粤港回族社会史料辑录》)利诱不成，日本人便加紧了迫害，杨瑞生以老迈的病弱之躯同家人前往澳门避难，落脚之后，又开始肩负起澳门清真寺的教务工作。这位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两年后在澳门归真，享年76岁。

　　继任的马志超阿訇(1902-1949)也是由广州来到澳门。1937年日军占领广州后,马志超在广州外国租界建立回教难民营，收留难民的同时还设立了一所临时小学。后来，马志超迁居澳门，在澳门清真寺担任掌教。在此期间，他除了负责日常教务和参与赈济难民外，他还参照中国穆斯林先贤刘智的《天方字经》编写了澳门华人穆斯林的基础性宗教读本《伊斯兰三字经》，在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促进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海外传播。(赵倩、丁俊:《港、澳、台穆斯林的爱国情怀与国际交往》)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来自广州的回族穆斯林也避难于澳门。如杨佑(1882-1943)，曾先后担任晚清和“中华民国”驻朝鲜元山领事署书记官及驻福冈使署翻译官，1937年退休后回穗养老。由于杨佑精通日语和朝鲜语，日军试图利诱拉拢他。杨佑毅然拒绝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变卖家产迁居澳门。此时的澳门，物价飞涨，华人难民缺医少药，食不果腹。杨佑时常赈济难民还收养两个孤儿。再如出身于广州“牙医世家”的保宗器(1913-1999)，抗战时期迁居澳门，由于他医术精湛，又长期赈济难民，旅居澳门的同胞对其赞誉有加，称他“虽不拜关公，但学关帝之义”。

　　抗战时期,澳门的华人穆斯林将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救亡图存，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无私精神。

　　三、同心同行：澳门华人穆斯林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纵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澳门曾在15,16世纪开创了海上贸易的“黄金时期"，成为联结欧、亚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伴随着商贸活动，多元宗教文化交流成为当时澳门对外交往活动鲜明的底色。当下，作为新时期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澳门伊斯兰教界，特别是华人穆斯林而言，既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服务国家建设的应有担当。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开展的人文基础。澳门伊斯兰教界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民心相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宗教、历史、地理和人文优势。早在16世纪中叶，澳门就出现穆斯林的商贸活动。18世纪初19世纪末，大批北非、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水手和军人进入澳门，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在澳门定居、成家、立业和终老，最后埋葬于嚤啰园清真寺坟场。20世纪以来，粤港地区的回族穆斯林或者为躲避战乱，或者为省亲，也频繁经澳门往来于东南亚地区，贯通了同各国穆斯林友好交往的桥梁。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大量“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来澳门务工，这对于推动国家间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彼此的民心相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今后，澳门伊斯兰教界要进一步增进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形成“和睦相处交往、和衷共济交流、和谐发展交融”的良好局面。与此同时，澳门华人穆斯林还应当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强化对于伟大祖国的认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同心同行，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宣部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民族宗教国际传播”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3111)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