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中国还没有《古兰经》汉译本，加之当时我国穆斯林已普遍使用汉语，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加之明清封建统治阶级中有的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有对其禁绝之意，一些民众和士大夫也对伊斯兰教产生排斥。为此，一些来自江南和云南等地的穆斯林学者从维护伊斯兰教及民族生存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

　　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道、佛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斯兰“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被中国穆斯林称为“汉学派”。他们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籍为蓝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吸收与改造了包括儒、道、佛各家概念著书立说，解释经籍，来阐释、表述、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创立了一套“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既保留了伊斯兰教的内核，又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汉文化的叙述特点，易于被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穆斯林所接受。如“天命”“天课”“天房”“天经”“天使”“真主”“圣人”等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术语为广大中国穆斯林所喜闻乐见。

　　“以儒诠经”活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其间涌现出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等。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学者和汉族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哲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而“以儒诠经”活动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先河，回答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孤芳自赏”的保守状态，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赞赏，改变了或者部分改变了主流知识界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穆斯林群众对汉文化的某些偏见，改变了部分穆斯林群众认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只能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用汉文表述便会走样、失真，甚至会丧失其神圣性的看法，进而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拥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