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就走上了中国化之路，到了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接，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品格的伊斯兰教，最鲜明的标志是明末清初产生了一批怀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中华之儒书的“回儒”，他们“援儒入伊”，旨在阐明“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推出多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汉文译著，建立起中国伊斯兰教理论体系，这为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明清以来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皓首穷经，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代学者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1】

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涵

　　宗教要生存和发展，就要适应所处的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坚定不移地走本土化道路。本土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正是我国不同地区呈现的地方性促成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必须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中华文化气质。其一，虽然地域性造成了我国伊斯兰文化在很多方面的细微差异，但整体而言，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特征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援引，或者说深度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话语系统上表征为伊斯兰教的儒学化表达。其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源远流长且意蕴深远，使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中国品格、中国气派。“伊斯兰教中国化，也称本土化或民族化，指这一清真古教认同中华文化、适应中国社会所走过的道路，或者所经历的历程。”【2】其实，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亦呈现出多样性和流动性，根据其传播地域的显著差异，产生丰富多彩的呈现方式，“成为总体的世界伊斯兰宗教和伊斯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化伊斯兰教不仅依然是本真伊斯兰教，而且为其增添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巨大的生命活力。”【3】

　　任何一种文明均有一些流转千载的符合人类真、善、美共识的普世价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乃人性，亦是文明的共性。如伊斯兰教倡导的爱国、和平、友善、宽容、中道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有契合，这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当前，在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中，阐扬这些重要价值理念是应有之义。

　　其一，伊斯兰教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宗教，不仅是精神世界的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曾经对人类文明做出独特贡献的世界主要文明之一。其二，从世界史和人类文明史的视域来研究伊斯兰教，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认识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中国伊斯兰教在讲求本土化的同时亦不应与全球化脱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文化都具有本土化烙印，中国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深度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认识、研究我国伊斯兰教，既要有开放的全球视野，更要置于中国化语境中。换言之，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既要立足本土，又要关注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多种学科理论，既要有问题意识，又要有格局意识和历史意识。只有将历史意识、理论思考和现实关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客观地研究伊斯兰教及其与外部世界之关系，才能真正深入做好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时代课题。

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表征

　　伊斯兰教中国化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相伴而生，以史为经，其纬完备。就历史纵轴言，伊斯兰教中国化渐次经历了由“伊斯兰教在中国”至“中国伊斯兰教”之历程；就流经地域言，产生了颇富差异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从学理层面而言，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探讨既属理论问题，亦属现实研究。当然，现实研究其前提是要有相当的理论积淀和历史的准备，没有理论基础，又乏历史准备，现实研究终属蜻蜓点水。这一点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表征，即经堂教育和以儒诠经中亦得以彰显。

　　经堂教育倡兴前，在中国尤其是内地传播的伊斯兰教教义不明，教名未定，少见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在外人看来似乎更多只是一种礼俗。由于未有系统的宗教学说，教外人士亦很难将其视为一种信仰。经堂教育倡兴后，伊斯兰教开始了在华系统学说化之进程，成为有系统教义学说的宗教。所谓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学说化，即为伊斯兰教的教条或礼仪在基本精神不变之前提下，已经做了比较系统的适应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语境的阐释。这既意味着伊斯兰教已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也意味着中国伊斯兰教具备了更强的适应中国的功能。

　　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是一种动态的互动过程。其典型性表现于以儒诠经的一代宗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力，亦深濡其间。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在江南地区开展的汉文译著活动，使得中国的伊斯兰教思想文化体系得以完成，并且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亦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金陵学派的形成就是这一思想文化建设结出的重要成果。“金陵学派是在以儒诠经运动中出现的，从本质上讲就是伊斯兰教本土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伊斯兰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自觉的表现。”【4】我们概括明清穆斯林先贤以儒诠经活动的重要贡献有四：首先，他们构建了伊斯兰教的汉语体系；其次，提出了二元忠诚观，王岱舆在其《正教真诠》中探讨了“大忠”“大孝”之内涵，明确提出大忠大孝乃既事真主，又事君亲；再次，在与其他诸教交往中能够以平等开放的心态进行交流；最后，他们找到了回儒沟通的渠道和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具象而言实为儒释道三教会通。传统的儒释道都是具有学说化且文化品位较高的宗教。从这一意义上讲，经堂教育及其成就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说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教学人根据时代潮流和穆斯林社会现实需要不断损益中国伊斯兰宗教学说，以继续屹立于中国宗教学说之林的责任。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

　　伊斯兰教中国化历程历时千载，由于社会是不断变迁的，所以一味地泥古不化，崇古复古亦不足取，“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为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5】因之，伊斯兰教中国化亦成为一种动态化的、多元性的社会过程。其间，以儒诠经、经堂教育等相互接续，且饶具特色，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臻熟。当然，历史的真实场景从来比学理性的阐释生动和多彩。此外，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建筑、书法、服饰、习俗等亦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增添了诸多的内涵，形成了一幅绚烂的文化图景。

　　中国伊斯兰教在当今时代亦面临着向中国化方向发展的任务。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既需传承历史的优秀传统，做坚持伊斯兰中道思想的中国穆斯林，又要自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对伊斯兰教义教规的阐释进一步中国化和现代化，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当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努力中发挥中国穆斯林的积极作用。

　　质言之，为更好地走好本土化之路，中国穆斯林从经堂教育的实践和汉文译著学理性活动，开启了一条成功的中国化之路。我们认为，要对此继续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历史地看，中国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始终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相结合，努力做到交融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6】在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上，一方面要涵养包容和谐的气度，“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要增进相互的了解，尊重不同信仰和文明；另一方面追求与时俱进的理念，摒弃教义教规中不合时宜的内容，使之与中国当代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领军人才马成俊自主选题《伊斯兰教中国化在青海的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马玉秀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马成俊 青海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本文刊《中国穆斯林》2021年第2期。

　　注释：

　 【1】丁俊:《伊斯兰教研究要坚持以中国人文理念为指导——朱威烈教授访谈》,《中国穆斯林》2018年第2期。

　 【2】敏俊卿、李如东:《伊斯兰教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吴云贵研究员访谈》,《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1期。

　 【3】敏俊卿、李如东:《伊斯兰教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吴云贵研究员访谈》,《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1期。

　 【4】薛莉:《金陵学派思想回顾与展望——米寿江教授访谈》,《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3期。

　 【5】《新语·术事》

　 【6】丁俊:《伊斯兰教研究要坚持以中国人文理念为指导——朱威烈教授访谈》,《中国穆斯林》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