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举办的，具有特殊的意义。会前我阅读了提交会议的论文集，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感慨良多。文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中心主题是继续深入讨论如何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问题。从许多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对党的忠诚热爱，对祖国人民一片赤胆忠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认同和践行，以及对在党的指引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信念。

　　伊斯兰教中国化命题，在我看来，实际上也是对伊斯兰教从域外传入华夏大地过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没有中国化，异质异地的伊斯兰宗教以及文化，也便无法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也就没有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就内地汉语系伊斯兰教而言，伊斯兰教中国化标志性的事件，是回民族及讲汉语的少数民族群的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但此时的回回仍然是一种宗教称谓，所以王岱舆在其著作中力图从“身回”和“心回”两种境界来论述作为清真教的一面镜子的“回光”概念。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以国家名义发布赦令，接纳回回入籍，归户部管理。来自西域的回回从宗教属性转变为民族属性，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一转化过程，包含政治认同、社会整合、文化融通三方面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总结。

　　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同穆斯林族群的形成关系密切。例如，回民族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伊斯兰教纽带作用，同时也同西域回回人人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改为使用汉语、汉字这一历史性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次会议论文集中，有的作者就此展开讨论分析，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往人们很少从民族语言角度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梳理工作。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手段。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所以以某种语言为交际工具，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该语言的文化方式的影响。明末清初，中国内地的一批博学多才的穆斯林知识精英，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以儒诠经”“以儒释教”的理念，其学术著作和思想观点很有见地，积极地促进了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们所倡导的伊斯兰教“本土化”，最突出的效果，是使从域外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融人中国社会，融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他们所倡导的伊斯兰教“本土化”，正是以学习和使用汉语、汉字，学习和便用过去所不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条件的。可见人们称民族为语族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明末清初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包括译著）可以视作当年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文献资料和成果，那么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借鉴和研究前人留下的遗产。当然，作为后人也应当注意尽量避免前人在认识方面的某些局限。例如，当时所提倡的“以儒诠经”，意指用儒家的某些词语概念“释教”，而并非主张伊斯兰教“儒学化”，而在某些方面保留伊斯兰教的立场、观点，也并非是为了“化儒”。伊斯兰教中国化或“本土化”，并非“异化”，也并不要求完全接受中国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为儒家、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和伦理纲常的集中体现，既有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也有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内容。此外，“儒化”不能作为中国化的代称或替换词；儒家具有宗教性，但不是完全意义的宗教。

　　中国伊斯兰教是中国特定少数民族群的宗教，宗教信仰的民族性十分明显。不论是“先有教后有族”，还是先族后改信伊斯兰教，两种情况下宗教与民族关系都很密切。因此，努力做好民族工作，有利于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而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此要努力做好“五个认同”。所谓五个认同，也即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全体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共同需求，也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就伊斯兰教中国化而论，这“五个认同”也是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题中之义，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拓展其具体内涵。这里我想就中华文化认同谈一点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各种宗教都是以有神论为基础的信仰体系，这是宗教区别于非宗教的本质特征的体现。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宗教的本质又是毫无例外地以文化的形式和样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因此，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宗教文化，也是正确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宗教学研究中明显加强了对宗教文化的研究、著述和介绍，使世人对宗教文化的丰富内容有了更充分更客观的了解和评价。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有论者认为，“宗教文化热”的出现，意在淡化人们对宗教的负面评价。这是不公正的。宗教不需要人为地“淡化”，也不需要人为地“赞誉”或贬损。实事求是地研究、对待和评价宗教以及文化，是严肃的宗教学术研究的起码要求。认同中华文化，需要认清包括伊斯兰教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的结构特征。中华文化是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统称，不是仅指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中原文化或主流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既是跨国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以少数族群为载体的民族文化。文化传统有早有晚，有长有短，中国伊斯兰文化不属于异质的域外文化，而是同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不能只讲儒、释、道三教，也应当包括受城外伊斯兰教影响而产生的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内容。例如，刘智所提出的“真一”“数一”“体一＂之说，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哲学的智慧和创造。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种形态。伊斯兰教是具有悠长历史的世界宗教，研讨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要立足中国，也要放眼世界，要有世界眼光，世界意识。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后，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而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化齐头并进，则是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取得成功的两大基本因素。这里的阿拉伯化也是“本土化”的一种表现。其后，伊斯兰教扩张至波斯和土耳其，本土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例如，吸收了阿拉伯文字母和词汇的新波斯语，后来成为继阿拉伯语之后的第二种广泛使用的宗教语言。宗教语言的波斯语化，成为伊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重要体现。奥斯曼帝国兴起后，突厥文的典籍、文献资料，也成为伊斯兰教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源和工具手段。奧斯曼帝国的制度建设，包括伊斯兰长老制度的设立，也同样是中亚突厥语族伊斯兰教本土化的重要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伊斯兰教本土化既有成功的事例，也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在印度大陆，伊斯兰教自13世纪传入以后，直到16世纪建立由外族穆斯林上层统治的莫卧儿帝国，但伊斯兰教的实际影响都只限于印度西北部，而没有在本土化进程中对讲印地语的大多数印度原住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伊斯兰教与居于多数的印度教终于以印巴分治的不愉快方式挥手告别。“印巴分治”的案例提示我们，伊斯兰教本土化固然是伊斯兰教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生存环境而选择的一条生存发展之道，但自发的方式不足以继续沿着这条“人乡随俗”的道路走下去，还需要引导，还需要筑路，还需要创造性的智慧。

　　今天我们在欢庆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来回顾伊斯兰教中国化历程，许多人都会有说不尽的心里话，要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述说。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用下面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中国穆斯林大众在实践中选择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伊斯兰教才能不断地自我进步和自我更新，以适应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穆斯林大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得天独厚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有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阳光雨露的滋润，有亲如手足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这条纽带。我们坚信，这条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明亮，越走越自信。

（作者吴云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原文刊载《北京伊协》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