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地貌自北向南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自然板块，北边为陕北黄土高原，居中是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地区，南边的陕南地处秦巴山地。陕西自然地理的迥然差异和历史因素造成这三大区域的穆斯林在来源与历史发展方面情况不尽一致。本文所述陕西穆斯林发展历史主要是指唐宋时期关中与西安的穆斯林。关中地区位于中国内陆腹心，自古形胜之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长安（西安）又位于关中的中心，曾经是我国历史上13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因此，陕西穆斯林的发展历史和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唐代长安的穆斯林

 

　　唐代来到长安的穆斯林主要有：1．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唐长安朝贡，这是大食与唐朝正式通好的最早历史记录，这一年也被学界认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除大食使节之外，大食商人也络绎不绝来到长安，他们中就有留居不归者；2．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直接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为挽救危局，唐朝求助外部力量平乱。叛乱平息之后，唐朝允许助唐平乱有功的大食兵士留居长安；3．唐长安还是波斯以及中亚康、安、曹、米、何等“昭武九姓”胡人朝贡使、经商者必定要来的地方。唐代贞元三年（787)，唐朝检括安史之乱后长期滞留长安的“胡客”，结果清理出4000余人，留居最久者已有四十余年。这些人全都不接受遣返，自愿定居长安不再回国。他们当中就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4．在大食国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统治初期，一部分受到当政者迫害的什叶派穆斯林向东逃亡，其中一些人进入中国北方直至逃到唐长安避难落居。

 

　　上述是穆斯林来到唐代长安的“四来源说”，① 流传较广。这里，对此传统说法略加分析论述。

 

　　唐代，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入华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陆路，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也称“香料之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两条古老丝路的延续与拓展。穆斯林自唐代进入中国主要是两大地区，即陆路的西北内陆地区和海路的东南沿海地区。二者相比较，从南方沿海地区来华的穆斯林主要是西亚的大食人与波斯人，而从北方西北地区人华的穆斯林除大食人、波斯人之外，还有中亚不同族属的人。

 

　　据《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史籍记载，从唐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651-798）的148年期间，来到唐长安的大食使节共有39次。② 唐代长安既是国都，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经贸往来之路，也是不同宗教文化交流之路。西亚与中亚的朝贡使、商人正是借助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种途径持续不断地来到长安。当时的长安不仅是远道而来的各色人群聚居之地，也是各国外来物品的汇集地与集散地，货物交易最为活跃，极大地促进长安的商业繁荣与国际化水平，同时也带动着不同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唐代除主流社会的儒释道之外，时称“三夷教”的袄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三种外来宗教，在唐代长安一度也很活跃、流行甚广，这与其时大量的入华胡人尤其是粟特商贾们的商业活动密不可分。同样，伊斯兰教在唐代长安的出现与传播也与穆斯林商人的经商贸易活动紧密相伴。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陆上丝路时常中断与阻塞，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繁荣，因此唐朝经济重心南移，促使中西交通与贸易往来由陆路转向海路。而此时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多侨居于东南沿海广州、扬州、泉州等城市。唐代长安的穆斯林以大食人历时最早且久，其次为波斯与中亚人。除使节奉命与唐朝通好之外，经商贸易是他们东来唐代长安的重要目的，商贾们所经营商品以珠宝、香料、药材为主，获利颇丰。而且朝贡使节兼经商、商人身兼使节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丰厚的经商收益和朝廷馈赠，舒适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唐长安购田置业，长期居住直至落居。尤其是这些穆斯林与中国人相互通婚，促进了外来文化诸如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唐代在长安的大食、波斯以及中亚穆斯林在坚守自己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思想、语言、礼制以及生活习俗对他们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落居长安的穆斯林开启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进程，可谓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之滥觞。

 

　　据《旧唐书》记载：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息、回纥、南蛮、大食之众ニ十万，东向讨贼”。③ 穆斯林商人与军士是陕西穆斯林早期来源里人数最多的。

 

　　第三个来源唐代来到长安的“昭武九姓”胡人是指康、安、何、史、米、石、曹、火寻、戊地等中亚诸城邦国家的胡人。这里“九姓”是一种泛称，并不特指只有九姓，还有穆、毕、东安、那色波等国胡人，其实均指中世纪居住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河中地区粟特人的诸小国家。粟特人是善于经商的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公元6世纪以后，粟特人开始大规模人华，唐代达到高峰。他们在唐长安经商人数众、时间久，故而贞元三年（787）检括“胡客”4000余人，其中粟特人所占比重自然很大。这些粟特人中有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第四个来源逃到唐长安避难落居的什叶派穆斯林，这些人以后多充当买卖经纪人。买卖经纪人当时应在商业发达的城市里存在，而且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数也不会很多。买卖经纪人古称“牙人”，是沟通买卖双方交易的中介人。在西安穆斯林中，就有世代做马、牛、羊、干果、古玩等行业的“牙人”，俗称“牙客”。时至今日，西安穆斯林还习惯把过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家，叫“马牙家”“牛牙家”等。另外，众所周知我国穆斯林属于逊尼派，但在宗教礼俗中也保留着一些什叶派的痕迹。

 

　　二、    宋金时期的关中与西安穆斯林

 

　　北宋入华的诸蕃国的贡使、商人依然被泛称为“大食”。这与大食人大量入华并在外国商人中占有很大比重有关。《宋史·大食传》载“其国部属各异名，故有勿巡、有施婆离、有俞卢和地、有麻罗拔等国，然皆冠以大食”。④ 960年，北宋定都开封后，开封一度成为大食、波斯与西域诸国与宋朝进行遣使外交和经商贸易的中心城市。从开宝元年（968）到乾道四年（1168）的201年间，大食人入贡宋朝共计52次，平均每4年就有一次。若只计算北宋一朝，从开宝元年(968）到政和六年（1116）的149年间，大食入宋朝贡共有48次，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这比唐朝时期大食入贡的次数要多、频率要高。⑤ 宋代诸国朝贡者多是大食商人领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朝贡中有着丰厚的商业利益与回赠。另外，“进贡还可以得到两种好外。一种好处，是进贡人可得到沿途地方官的招待。又一种好处，是进贡的货物可免沿途商税”。⑥

 

　　尽管到了北宋后期对外贸易愈加依赖于海路，但陆路贸易并未完全停止。如“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比］来皆汎海由广州人朝，今取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人。”从之⑦ “绍圣三年（1096）十月十五日，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司又言：大食国进奉般次，迷令马斤等赍到表章。缘近奉旨，于阗国已发般次，未到熙州者，表章、进奉物令本司于熙州军资库寄纳”。⑧ 由此可知，北宋后期大食、于阗等国的穆斯林使节商人等，由新疆入青海，经陇南、沿渭河谷地进入陕西关中地区，再到北宋京城开封等地仍是不绝于途。

 

　　关中地区地处丝绸之路东西交通枢纽之地，因此，北宋时期这些经年往返东西南北的穆斯林商人商队，常常因为前述沿途官府抑留或战乱道路受阻滞留在关中与京兆（西安）的穆斯林。

 

　　自宋朝建立到元朝统一中国，黄河流域长期处于辽、西夏、金以及蒙古同宋朝长期对峙的局面。靖康二年，北宋被金所灭。随后，在金朝统治陕西关中和长安一百余年间，南宋与金国的分界线以秦岭山脉为界，秦岭以南属南宋，秦岭以北之关中及陕北南部属金，陕北的北部则受西夏控制。南宋与金对峙，金与西夏对峙，关中地区因此成为宋、金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

 

　　五代伊始，长安由全国性的中心城市降落为地区性中心城市，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对废都长安城进行了缩城”改建，即放弃了原长安城的宫城与外郭城，仅保留了皇城进行整修。唐代原皇城有东、西、南三城墙，北面是宽阔的横街，皇城与宫城在此分界。这次改建将宫城的南墙作为皇城的北城墙，并与皇城原东西城墙连接起来，从而使原皇城成为一座四面建筑高大城墙的城池。⑨ 改建后的皇城北墙原址就位于今西安莲湖路东西沿线。改建以后的长安城当时称为“新城”，面积仅相当于原来长安外郭城的1/16。宋、金以及元代的京兆府，都以此新城为治所。

 

　　在改建后的新城北墙（今莲湖公园段）以南的范围里就是西安穆斯林的聚居区，如自北向南的小皮院、大皮院、西羊市、化觉巷等街巷。在唐皇城缩建之后，也即在北宋前后，新城内凋敝荒芜的废墟上渐有民居，居住环境慢慢恢复，上述陕西穆斯林可能就是在这时开始陆续来到这里聚拢并居住下来。

 

　　三、丝路起点故地的后续研究议题

 

　　作为唐朝的国都，长安是丝绸之路上异域外来者经商、学习、游历或居住的向往之地，在这里发生的人类文明交往现象层出不穷。从现有的中外文文献资料来看，都充分肯定唐代西亚、中亚的穆斯林曾经入华来到长安并落居的历史事实。西安及附近地区出土的文物与考古发现，如1964年4月，西安西郊土门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伍麦叶王朝的金币，也是我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伊斯兰铸币。而且“是目前所知道的唐代留下来的唯一的中阿交通的实物证据”。⑩ 1987年4月，随扶风法门寺地宫唐代家珍宝一起面世的一批具有早期伊斯兰风格的琉璃（玻璃）器皿等文物，均是这段史实的例证。

 

　　还有，西安穆斯林聚居区（西安回坊）至今保存着七座古老清真寺，清真寺内古老的建筑物以及数十通珍贵的汉、阿拉伯、波斯文字的古老碑石，均是陕西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七座寺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化觉巷清真寺（古称清修寺）与大学习巷清真寺（古称清净寺），坊间流传两寺是“唐寺”。在这两座清真寺里保存完整的几通古老碑石，记载着两寺肇建于唐代以及其后各朝历代扩建与修葺的历史。如化觉巷寺明嘉靖五年《敕赐清修寺重修碑》刻有“宋靖康二年四月差指挥签事阿讨刺督工重修及元至正二年马虎仙自备资财竭力重修”的内容，又如大学习巷寺明嘉靖二年《重修清净寺碑》刻有“乃至赵宋时，建清修寺于陕西鼓楼西北隅、会城人奉其教者，萃中嶓译诵拜。然仝来林立，訇訇踵接莫能容。迨元世祖中统四年六月，肇创此寺于长安新兴坊，街西面东，名日‘清净’。分徒之半，祝延于斯”的内容，两块碑刻内容分别有“宋靖康重修”和“乃至赵宋时”字样，且后者有“分徒之半，祝延于斯”，以缓解前者“訇訇踵接莫能容”之境况。两碑刻文字虽不同却互相印证了两座清真寺的古老身世。世间许多沧桑历史虽说缺少曾经存在的史实依据，但并不能全然否定其曾经存在过。由此推想，化觉巷寺内保存的唐代天宝元年（742)《创建清真寺碑》，虽有国内外学者认为此碑系明代人伪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该碑文的时间与内容中多少亦折射出历史留给穆斯林的深刻记忆---唐代长安曾经存在过属于穆斯林的宗教场所，只是我们迄今尚不知其“遗址”具体在何处而已。

 

　　一定数量入华的穆斯林来到长安经商，娶妻生子、安居不归，长安城里必然要有他们的固定居所。然而，无论在官方史籍里或是私家著述中尚未看到这些方面的明确记载。著名史学家向达就此曾有自己的观点：“唐代西域各国胡人流寓长安，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夥，而贾胡则似多聚于西市”⑪。西安历史研究专家武伯纶也认为：“唐长安市场的繁荣与波斯等国商人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专门从事珠宝行业，而且大多住在西市。”⑫ 史学前辈积学所言颇有见地。

 

　　毕波撰写的《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学术研究专著，其中用两节的篇幅比较详尽叙述了粟特商人在唐长安朱雀大街两边，即街西与街东胡人聚居区的商业活动和聚集的历史状况。作者认为，粟特人是街西胡人聚居区及其中心“西市”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胡商。若从商人数量上看，“在西市中活动的胡商应该多为粟特胡商，当然，还有来自波斯、大食的商人，因此‘西市胡商’并不是粟特胡商的特别标签，而是一个集合名词”⑬。这些对于我们了解穆斯林商人在西市周围的活动情况有所启发，或者说向前迈进了一步。据此，笔者以为多聚于西市的诸国胡商中，其中必然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商人，而且唐时长安因经商或其他原因落居的穆斯林，西市及附近坊里极有可能也是他们当时主要的聚居之处。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记载或文物考古的新发现进一步证明。

 

纵观陕西穆斯林唐宋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尽管凸显其发展历史的辉煌与曲折，然而由于时代久远，相关文献资料要么匮乏难觅，要么笼统模糊、语焉不详，给研究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故地，唐代长安（西安）也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重要源头地之一，这里发生的文明交往、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远未被我们充分认知。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前辈学界专家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资料（碑刻文字）、实物、出土文物及考古新发现，持续研究探索。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陕西回族与伊斯兰教早期历史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A850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长安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群体研究”（项目编号18BZJ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穆斯林》2021年第5期

 

　　注释：

 

①马士年：《伊斯兰教在陕西的传播与发展》，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187页。）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7页。

④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121页。

⑤杨富学，陈爱峰：《大食与两宋之贸易》,《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⑥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⑦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260页。

⑧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成都：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9页。

⑨朱士光：《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

⑩夏鼐：《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

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页。

⑫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⑬毕波：《中古中国的栗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